律師事務所實習的總結報告

　　其次，中國的律師隊伍普遍要比法官隊伍整體法律技能高。這樣高水準的律師在向低水準的法官闡釋法律時難免會出現彼此的理解差異，又因為法官的“權利文化”作怪，律師往往在這一“博弈”處于不利的地位。因為，進入律師這個行業它的門檻水準高，原先的法官人員聘用制度都是內部考核，而讓自己考自己并因此而得到晉升的制度他的弊端是顯現的。而律師的行業準入度還是律師資格考試，而律師資格考試的試題難度和考核水平當然的要比法官的高許多。我們也當然不能以偏蓋全的就說法官的水準低律師的水準高，而僅僅是說這個準入的尺度至少說明了他們的前期能力水準的不一。第二就是法官的工資待遇由國家負擔，對于法官的社會保障要比律師好的多，某一職業的待遇和薪水好且還沒有對此相配套的考核制度，那么此種職業人員業務水準的上升幾率即會很少。律師是自謀生路，他們的生活保障完全是考他們自己的業務水平，而且自己的業務水準總是和自己的生活水準相掛鉤，而在法院有的法官即使業務水準不強他還一樣的可以過上有保障的生活，就因為他處在這個被行政所壟斷的體系中可以享受到壟斷多帶來的利益。當律師和法官對于法律的理解和認知不一時，雖然律師為了自己當事人的利益可具理紛爭，但此種紛爭的結果有時在還沒有開始紛爭時就已注定。又因為律師和法官的之間一個是“權利文化”的替代者，一個僅僅是當事人利益的替代者，而這兩替代者之間的利益紛爭往往在處于平衡時更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這個外在因素的影響有時竟是定性的，它可以使這個案件完全的倒向另一邊。例如上述案件，假使另一方（老太太的親身女）找到關系說服法院（在這個說服的體系中說服了法院一般都可以說服法官，除非這個法官故意和打招呼的領導鬧矛盾不予照辦），那么法官也可以將這個案件判決成，按照法律的基本原則和精神，“遺贈撫養協議”不能和本身享有贍養權的子女簽訂，所以此協議無效，為此法官即可以支持親身女的訴訟。從而在這個“權利文化”的對訣中，沒有權利身影的當事人天然的處于不利地位，既而承擔于己不利的法律后果。　

　　再者，律師對于案件勝訴決定權的掌握并不是如他們當初向當事人承諾的那般堅定。有的律師總是在接到案件后向當事人承諾，此案一定贏，要是贏不了我可以少受或是不受律師費。這樣的承諾于當事人看來是大有好處，而最后真正的結果當當事人不愿看到時，律師與當事人關于承諾的糾紛就此生起。我認為，在當事人向律師闡述案件事實時，總是僥幸的假想或是因為對法律的不了解而認為，案件是他方有錯，自己一點錯也沒有。而且當事人也總是傾向于只說自己對的地方，不說自己錯的地方，這樣建立起的事實當然的在律師看來是對自己的當事人有利的，而假使律師僅僅是以當事人陳述的事實定性案件。那么，案件到了法院審理時，由對方所闡釋的另一種事實與自己掌握的自己當事人的事實不一時，由于本身對案件的了解不充分，敗訴的幾率大那是很有可能的，當敗訴的結果已定局時原先的承諾在此即才成為導致律師與當事人糾紛生起的誘因。所以，我認為，在律師受理案件后哪怕自己深信當事人的陳述是正確的，也萬不可給當事人做打贏官司的承諾，由于案件單方面的不全面性，到時出現了以外情況，那么這樣的承諾就變成糾紛的誘因并進可能導致律師與當事人間的官司發生。　

　　最后，也是對我學業上有觸動并進可能指引我未來學業方向上的思考。伴隨著中國加入wto后的經濟全球化競爭。跨國的法律糾紛日益增多，例如上次歐盟對中國大陸提起的反傾銷，美國對中國紡織品設置的特別限制措施。這樣的糾紛我們國家的企業在應訴時大多是聘請當事國的律師，因為在中國的本土沒有這樣既懂西方法律訴訟又懂中國特定環境的律師。本身西方的律師費要遠遠高于我們，中國的企業也想聘請大陸的律師，可需求的尷尬是本身自己國家的法律職業教育并沒有為此種的職業方向培養專門的人才。中國現今的法學教育一方面是學習法律之人過剩，一方面是法律的高精尖人才緊缺，而法學教育的盲目性和中國學生選擇專業的盲目性共同導致了現今法律教育的落后性和法律學生就業的瓶頸障礙。我想，應該做和必須做的就是按照法律的職業規劃培養法律人才，而不是僅僅按某一特定模式給學生灌輸法律知識，讓學生記得了什么也許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應是讓他們以這樣的知識找準自己的職業方向并把職業方向的定位與社會的緊缺人才結合起來，我們社會需要的不是學習法學之人，而是學習法學后所被塑造成的高精尖法律人才。這樣的法學人才組成的律師隊伍才是未來中國法治進程崛起和加快的最好保障和最佳依托。　

　　作者簡介：譚敏濤,西北大學自考新聞學本科，西北政法大學法律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