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雷鋒體會:學習雷鋒好榜樣
第二,這意味著對于政治的邊界理解同樣存在問題。前文已經說過,好人好事在當代社會是一個過高的標準,極易產生歧義。往好里說,一個政府應該規定的是最低標準的強力執行,從而為它的全部公民提供自由發展的各種可能性,而不是讓所有公民都按照一個標準行事,都被刻畫成一個樣子,這是不現實的。往差里說,這個過高的標準好像一頂巨大的帽子,可以扣到任何政策之上賦予其某種合理性,只要它打著道德的旗號。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派制造的恐怖也好、納粹的奧斯維辛大屠殺也好、中國自己的文化大革命也好,哪一次社會的大動蕩不是伴隨著全體人民道德激情的高漲?!當“悲憫”與“良知”不再是一個人與自己內心的對話、交流與反思,就是社會性混亂的始作俑者,這是太恐怖的。在價值多元化的今天,一個政府維持社會穩定的最好方法是提供一個程序正義的制度平臺,把經濟的還給經濟,把道德的還給道德。沒有人能規定道德的合理形態,只有現實能夠決定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化與道德。這個現實包括我們的政治制度和經濟發展現狀,現實不是不可改變的,但不能被硬生生的改變。政府能做的只是調整政治制度,進而生成與之相匹配的全民接受并自覺遵守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