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羽作為一個貴族為什么會敗給草民劉邦（精選4篇）

項羽作為一個貴族為什么會敗給草民劉邦 篇1

　　反秦戰爭的直接原因，自然是反對秦國的暴政，但是秦國的暴政實則根源于秦國嚴酷的軍國主義社會體制中，秦國通過嚴密的什伍制度、連坐制度、軍功授爵制度將整個秦國變為一架殘酷的戰爭機器，而在統一六國之后，始皇帝更是通過推行秦法，將秦制推向六國，這在保留大量禮樂文化殘余的關東六國(主要為齊楚)引起了強烈的反彈，最終導致了秦國的滅亡。

　　軍功爵制的重要作用將軍功作為維系社會運轉的唯一要素，從而徹底否定了禮樂在社會中的價值，進而從根本上打擊了貴族，而在并未徹底實施軍功爵制的關東六國，貴族仍然占據了重要地位，從而在地方社會中具有大量的禮樂色彩。

　　在《語書》中對秦統一初期的南郡有這樣一段記載：【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鄉俗淫失之民不止……私好、鄉俗之心不變】，南郡此時入秦已五十余年，仍然盛行楚俗，不用秦法，可見以秦國為代表的關中文化和以楚國為代表的關東文化矛盾之劇烈，而這種文化上的矛盾落實在基層便是制度上的差異。秦國實行連坐制度、什伍制度，地方官吏深入基層，力圖徹底控制地方社會，這對于保留大量禮治遺存的關東社會而言是不可想象的，社會制度上的差異是使反秦戰爭演變為全民戰爭的重要原因。

項羽作為一個貴族為什么會敗給草民劉邦 篇2

　　或論楚漢之爭為劉邦以關中、河北之力戰西楚一隅，韓信在齊弟仍然不斷支援主戰場，國力差距明顯，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韓信南下進行垓下決戰之時，曹參仍要【留平齊未服者】，可見即使到最后時刻，齊地仍未徹底平定，韓信顯然無法提供兵力支援主戰場，也許韓信帶到垓下的三十萬大軍尚需蕭何的關中支援。而【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突出強調的也是蕭何的關中軍的作用，而韓信對主戰場的支援主要記載也只是劉邦【收精兵】【奪軍符】，若是談其對主戰場的長期支持，略顯不妥。

　　除了兵力以外，糧草同樣是動員力的重要體現。楚漢在成皋、滎陽一線拉鋸時，項羽的大后方在滎陽到彭城一線，可以說相對于關中而言更加接近主戰場，后方補給理應處于更為有利的位置，然而項羽卻不斷受制于彭越的騷擾，糧草緊缺。前期楚漢政權針對成皋征戰不斷，然而在劉邦攻下敖倉后，雙方只是在廣武對峙，項羽并未展開實質性的進攻，糧草的缺乏顯然是最為關鍵的限制因素。或論項羽之糧草短缺，均為彭越之功，無法證明二者動員力的差距，然而連糧草都無法保護，不正說明在主戰場外，西楚政權兵力匱乏、動員力不足么?

項羽作為一個貴族為什么會敗給草民劉邦 篇3

　　而在楚漢時期，項羽被封魯公，其敗亡后魯地儒生仍為其守節，劉邦起兵之后號稱沛公，由此可見“公”并非僅僅是地方官僚，其性質更類似于此地的封君。而這樣的公，在西楚政權之中仍有很多，【灌嬰受詔別擊楚軍, ……擊破拓公王武軍于燕西】【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其中拓、蕭皆為縣名，郡縣制下的縣令并無軍事權力,可見二者應是西楚政權中的地方貴族。顧炎武論楚舊制云: 【《左傳》自王卿而外, 無書公者, 唯楚有之;其君已膺為王, 則臣亦潛稱公】，由此可見，在西楚政權內部同樣存在著大量以“公”為代表的地方貴族，這種內宗室而外封君的體制，實則是楚國體制的擴大化。

　　由此我們再來回顧韓信所謂【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便可明白，項羽之所以不愿意予人爵位，除了性格上的原因外，更重要的在于西楚貴族政權的封閉性，西楚政權的權力由宗室、軍功貴族、地方貴族掌握，【執戟郎中】這一近臣已經無愧于對韓信的信任。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認為西楚政權是一個不同于秦式軍國主義的貴族政權，宗室、地方貴族、軍功貴族共同構成了西楚政權的三大支柱，而這也是項羽所追求的政治體制。然而正是貴族政體的封閉性為項羽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最后，就基層社會而言，項羽追求的是打破秦式軍國主義制度，重建以三老為主導的鄉里共同體，恢復禮樂秩序。這里首先要強調的是，這里的禮樂是一種抽象的概念，所指代的是自西周到戰國以來保存下來的更為傳統、溫情、文明的秩序和文化，而不僅僅是具體的禮儀規則，因而此處的禮樂與項羽的行為是否文明、楚國是不是正統的諸夏都沒有關系。

項羽作為一個貴族為什么會敗給草民劉邦 篇4

　　陳涉首義以后，【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可見楚地民眾對于秦政的不滿，與之對應，作為地方領袖的三老、豪杰則被起義軍視為可與之合作的力量，【數日，號令召三老、豪杰與皆來會計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可見，對于關東集團而言，三老是重建基層社會的關鍵，以三老為核心，在鄉里這一擬血緣共同體之中，依照各地風俗，通過更為溫情、彈性的禮治管理社會，應是關東集團的普遍愿望，項羽自不能例外。

　　當然，這并意味著項羽打算徹底廢除郡縣制、什伍制。我們可以看到項羽自身便【王九郡】，而在《鹖冠子·王鈇》中也有戰國時期楚國什伍制度的描述，應該說，關東模式并不是要恢復到西周的宗族村社時代，而是要將禮樂時代的管理精神融入當今的編戶齊民制度中來，而這一目標則最終由劉邦實現，漢高祖設立鄉三老、里父老，將關中的社會制度和關東的管理精神結合起來，奠定了帝制時代的基層社會模式。

　　然而這種帶有禮樂色彩的鄉里共同體在動員力上遠遠難以與關中軍國主義相比。劉邦在彭城大敗，蕭何尚且可以【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諸軍】，這實質上體現了秦式帝國對基層社會強大的控制力和動員力。反觀楚軍，在龍且的二十萬大軍敗亡以后，西楚政權再也沒能動員起如此巨大的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