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兆琦

司馬遷(前145—前90?)，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市)人，生活在西漢武帝時代，前后曾為郎中、太史令、中書令等職。《史記》共130篇，52萬字，包括“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五個部分，記事上起軒轅黃帝，中經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漢武帝太初年間�！妒酚洝钒�羅廣泛，體大思精。它不僅寫了遠古、近古，也寫了現代、當代；不僅寫了中原、華夏，也寫了邊疆、外國；不僅寫了政治、軍事，也寫了經濟、文化；不僅寫了帝王將相、英雄豪杰，也寫了下層社會各色人等。這種囊括古今各類知識、各家各派文化于一爐而加以融會貫通的氣魄，是前無古人的；司馬遷自述其寫作此書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種打通一切領域，自立學術章程，總結一切規律以求為現實政治服務的宏偉目標，也是前無古人的。

《史記》中最激動人心的思想在今天看來主要有四點：其一是它所表現的進步的民族觀。司馬遷吸收了戰國以來有關中國境內各民族以及周邊國家發展來源的說法，在《史記》中把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原、荊楚、吳越、秦隴、兩廣、云貴、塞北、東北各地區的國家與民族都當作黃帝的子孫，這對于兩千年來我國這個多民族的友好大家庭的形成與穩定，起了難以估量的作用。不僅如此，司馬遷在寫到漢王朝對周邊國家、周邊民族用兵的時候，又總是站在反對窮兵黷武，反對擴張、掠奪的立場，他所追求的是各民族間平等友好地和睦相處。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司馬遷是當時漢族被壓迫人民與各周邊少數民族的共同的朋友。

其二是它所表現的進步的經濟思想。這包括強調發展經濟，認為經濟是國家強大的基礎；反對單打一的“重本抑末”，而提倡“工”“農”“商”“虞”四者并重；反對從政治上對工商業者的歧視，而歌頌他們的本領、才干，并專門為他們樹碑立傳等等。

其三是它所表現的強烈的民主性與批判性。《史記》是先秦文化的集大成，司馬遷是先秦士大夫優秀思想人格的繼承者與發揚者。他之所以寫《史記》不是單純地為了記載歷史陳跡，而是明確地為了“成一家之言”，因而《史記》中就突出地顯示了一種作者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理想社會的光芒，和對現實政治、現實社會的種種批判。其中有些是相當深刻、相當準確，甚至有些是兩千年來常讀常新的。

其四是貫徹全書的那種豪邁的人生觀、生死觀、價值觀。司馬遷在《史記》中所歌頌的幾乎都是一些勇于進取、勇于建功立業的英雄。他們有理想、有抱負、有追求；他們為了某種信念、某種原則可以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他們都有一種百折不撓、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精神。司馬遷曾在《報任安書》中寫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他遭受宮刑，痛不欲生，為了完成《史記》他頑強地活了下來。他視為榜樣的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司馬遷的個人奮斗經歷與《史記》中所歌頌的這些艱苦奮斗的思想，是司馬遷留給后人的一份寶貴財富，它永遠給我們以激勵，給我們以啟迪，當我們灰心喪氣、瀕臨絕望的時候，給我們以無比的力量、信心與勇氣。

《史記》是我國第一部以人物為中心的偉大的歷史著作，同時也是我國第一部以人物為中心的偉大的文學著作。從歷史的角度講，《史記》開創了我國古代兩千多年紀傳體的歷朝“正史”的先河；從文學的角度講，《史記》第一次運用豐富多彩的藝術手法，給人們展現了豐富多彩而又各具個性的歷史人物。有震鑠古今的帝王如秦始皇、項羽、劉邦、漢武帝；有家喻戶曉的朝臣如管仲、晏嬰、蕭何、張良；有百戰百勝的名將如白起、韓信、衛青、霍去��；有改革家如吳起、商鞅、趙武靈王；其他節烈型的有屈原、王蠋；口辯型的有張儀、蘇秦、酈食其；俠義型的有魯仲連、荊軻、朱家、郭解；滑稽型的有淳于髡、優旃等等。他們千姿百態，能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大約有一百多個。

《史記》人物與先秦文學人物的顯著差異在于它們鮮明的個性。由于作者十分注意設身處地揣摩每個情節、每個場面的具體情景，并力求逼真地表達出每個人物的心理個性，因此《史記》的描寫語言和他為作品人物所設計的對話都是異常精彩的。我想只要我們細心地把《廉頗藺相如列傳》《荊軻列傳》中有關“完璧歸趙”“澠池會”“易水送別”“秦庭驚變”等情節、場面的具體描寫分析一下；把《項羽本紀》《高祖本紀》中有關項羽、劉邦、張良等人物的對白分析一下，我們會深深為作者那種出神入化的匠心獨運所傾倒�！陡咦姹炯o》寫劉邦與項羽相峙于滎陽時，項羽的部下一箭射中了劉邦的胸口，而劉邦當時竟“乃捫足曰：‘虜中吾趾!’”這對劉邦那種絕頂聰明，那種像是條件反射一樣迅速而自然的隨機應變，而同時又是“恢宏大度”、好罵人、好調笑的性格是多么生動的刻畫!當項羽被圍垓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的時候，他“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清代周亮工說：“垓下是何等時?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馬逃亡，身迷大澤，亦何暇更作歌詩!即有作，亦誰聞之，而誰記之與?吾謂此數語者，無論事之有無，應是太史公‘筆補造化’，代為傳神。”此話可謂道出了《史記》文學性的某些重要訣竅。也正是從這些方面，我說《史記》在塑造人物的方法上，似乎有一種飛躍性的超前的成熟。

《史記》文學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它的抒情性。《史記》中有些作品篇幅不長，而通篇像一首詩，如《伯夷列傳》《屈原列傳》《游俠列傳》就是這樣的。但《史記》中大量篇章的抒情性是在于作品的夾敘夾議，以及融濃厚的愛憎感情于敘事、描寫之中。如《項羽本紀》《魏公子列傳》《李將軍列傳》等就是這樣的。整部《史記》是一曲愛的頌歌，恨的詛曲，是一部飽含作者滿腔血淚的悲憤詩。魯迅曾說司馬遷“恨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傳畸人于千秋，雖背《春秋》之義，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漢文學史綱要》)《史記》的主觀色彩與其抒情性，在歷朝“正史”中是最濃厚、最突出的。

《史記》的出現，確定了我國古代傳記的基本格局，諸如思想方面的以史為鑒，富有教化作用；形式方面的篇幅短小，強調表現人物性格，而不在堆砌材料的多與全，以及語言的精美、抒情等等。而《史記》寫人物、寫故事的方法則又給我國后世小說、戲劇以深刻影響，《史記》中的諸多主題，《史記》人物的諸多范型，以及《史記》故事的許多情節場面，都為后世的小說、戲劇開出了無數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