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余秋雨的《借我一生》

                                   

   余秋雨先生的《借我一生》還沒出版，就鬧得沸沸揚揚，關于余先生在文革中是否清白，是我不能討論的話題，我也不愿意知道。今年我訂閱的《收獲》第四期刊登了《借我一生》的前兩卷，一直沒工夫看，只是在網上經常看見有人拿一個人歷史是否清白在做文章。
   我以前很不喜歡余秋雨，主要是不喜歡他那種酸勁，一種說不來，卻讓人不舒服的酸勁。這可能是因為我是一個農民，天生的對城市文明人有一種敵意。
   余秋雨先生在第一卷主要寫了他的輝煌家史，請原諒我大量引用余先生的原文：
   祖父，“著名民族企業的高級職員”。
   祖母，“她姓毛，比毛澤東主席大一歲，應該算是同齡人。近來有歷史學家考證，毛澤東主席的祖輩也是從浙東到湖南去的，與蔣介石先生的原配夫人，也即蔣經國先生的母親毛福梅女士屬于同宗。這事情細想起來有點好玩，所以人們也就不去細想。我祖母顯然出自浙東毛家，是否與誰同宗，也不細想了。”
    外公，“朱家可算一個豪門，外公的父親朱乾利先生由浙東一個放牛娃而成了上海巨富。我曾經見過一本印制考究的紀念圖集，沈鈞儒先生題詞評價他是商界泰斗。這可能是悼念期內的夸張之言，卻也不至于惹人笑話。據說，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國際染料市場上發了財。”
    姑姑，“剛滿十歲就去做童工，這種經歷很容易讓人天然的傾向社會革命。幾年之后，她漸漸長大，成了工廠里罷工的領袖。據爸爸和叔叔后來回憶，種種跡象表明，她當時很可能已經是共產黨地下組織中的一員，而且多半還是負責人。”
    關于祖上的榮耀，余先生先寫了一個故事：余窯主與朱夫人為了保護宮廷圖書館最珍貴的版本，熄滅了石窯，也就是越窯，中斷了越窯的歷史。
    余先生沒有直接說那兩個人就是他的遠祖，他借用了一個杭州老人的話：
   “你媽媽姓什么？”幾年前那個向我講了南宋末年越窯熄火傳說的杭州老人問我。
   “姓朱。”我說。
   “真是姓朱？”他笑了，便說，“余上林一定是你家遠祖。他兒子遠走他鄉，但按照我對他的理解，多少年后還一定會拖家帶口地回來。何況他妻子朱夫人的娘家，也在這一帶。”
    “只有他知道古書藏在哪里，但他至死沒說，對嗎？”我說。
   “對。”杭州老人說。
    還有“玉樹臨風，被除了小媳婦還有更多沒結婚的女孩子，團團圍住”的叔叔，“他先參加了土地改革，再參加治理淮河，深感那里的貧困，決定不回上海，選了一家新四軍留下的蚌埠東海煙廠，做了一名技術人員”。以及“挺拔、美麗，再加上多年富貴生活的濡養，使她有一種足以指揮街市間一切男女耳目的傲氣，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躲閃、羞澀，一派爽利直率。”的姨媽。
    我不知道余先生所說的有多少是史實，有多少是臆想的成分，歷史學家也不知有沒功夫替余先生考證一番。我只是見到一個貴族的后裔站在瓦礫堆上，緬懷他的祖先。“我從前也闊過”，借用一下阿Q的名言吧。
    第二卷余先生主要寫了在文革中的經歷，對于各種細節，我無從知曉，也就沒有說的權利，只知道原來撥亂反正時，上海開放的古今中外的文藝作品原來是余先生的功勞。而余先生在政治斗爭最殘酷時，鉆進了“中正圖書館”，“躲進小樓成一統”，失蹤了。
    當然我們這個民族還得感謝余先生，“個人的名譽確實已不重要。在整個民族的人格文化還沒有重新建立的時候，個人的名譽算什么？于是故意不作任何洗刷，成了我深入文化領域的一個決絕舉動，近似破釜沉舟。”
    我不喜歡人寫自傳，因為除了歌功頌德，粉飾自己，不知他們還會干什么？當然喜歡看一個完美的才子，一個英雄的故事的人，不妨看一下余秋雨的《借我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