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關于奧瑞剛賽制與傳統賽制區別的幾點淺析

　　第四章 評委

　　和中國臺灣一樣，中國大陸也有以辯論為業的職業，但多為律師，評論員等。但是，獨為辯論賽服務的跨地區民間組織或專門為辯論賽奔走的個人卻很少，雖然在各地方上，以大學及大學城為單位的辯論聯盟很多。但由于大型比賽的主辦權均為省政府或國家部級權力，同時大賽的引導方向也不容小噓。大多數情況下，作為大學生辯手只能祈禱自己能生個好年頭。

　　本章《評委》筆者將在兩地不同的文化生態上一窺豹斑，分析下兩種賽制下評委機制的現狀和成因。在做跨文化比較和分析時，筆者采用的是跨文化研究學者吉爾特.霍夫斯泰德的研究成果。(詳情請見其著作《文化與組織》<第二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吉爾特博士在多年專業的全球研究后，提出了文化的特征來解釋全球各異的多元文化。他在研究中提出可以用五個維度來標記已知的各種地區文化，并且通過問卷調查的形式在全球范圍內做相對的量化得分。并用其他學者的研究做相關性檢驗。按照吉爾特博士的研究，筆者單獨列出了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兩個地區在五個文化維度上的得分。兩個地區的文化在個體主義程度，陽剛水平，長期導向三個維度上的得分十分接近，但在權力距離和不確定性規避程度上得分相距甚遠。

　　綜合來說，這些差異表現在，比如中國臺灣。一位政治家如果擁有了地位及公權力，那么他不應該擁有等量的財富。商人如果很富裕，那么也不該擁有和他富裕程度相當的公權力。人們普遍認為個人在各個不同領域間的不匹配不平等是合理的，甚至是值得贊許的。(這也解釋了為何要棄商從政)并且，在中國臺灣社會，社會整體對未知事物或未確定事務的焦慮程度(不確定性規避)要普遍高于中國大陸。而中國大陸在這兩個方面卻與中國臺灣相反，普遍的社會期望或者說現實需求是：人們認為在各種互異領域之間的不一致會導致諸多問題，并會采取齊頭并進的方式予以解決。一個官員應該有高薪和高權力和高道德。一個優秀的體育運動員也應該來領導官方的體育事業成為官員。對公共人物的隱私權保護力度遠大于常人。“資源集中的現實和欲求是合理的”根植于大陸文化中。這也一定程度解釋了上章傳統賽制下并不設置證據的見證環節這個問題。因為社會普遍預期大學生在擁有相當的學識時，也應有相當的道德水平。而且作為公共人物(出席特定的大型比賽)，這種預期會更深，上升為全體性的信任。

　　那么我們也就好理解了，為什么在大陸的高規格傳統大賽中，辯論賽的評委可以多是著名歌星，著名學者，工程院院士，政府高官，知名教授，因為在社會預期下，無論他們是哪方面的專家，只要是個專家都應該足夠勝任一場大專水平的辯論賽的評委。“一個院士還沒資格評一場辯論賽?”在大陸觀眾心中是一個答案，在辯手心中可能是另一個答案。

　　并且當一場大賽達到國家級或者跨地區時，為了顧及更多方得利益，勢必要提高評委選擇的綜合性和高端性，那么請這些國寶級的大師當然無可厚非，但是真正民間承認的辯論大師確實不存在的(全國性民間的組織都沒有)。并且由于媒體轉播的需要，比賽的表演性和團隊合作性也必須被劃入考慮(辯論隊的學長曾告訴筆者，在xx年國辯時，因為導演嫌自由辯不精彩曾要求雙方重打。而更多“不精彩”的段落則被專業的媒體人員剪掉)。所以，此時，評委更多的是要去做順應社會主流的“綜合評判”。此時，大型辯論賽雖然盛滿了對社會的正確引導，但卻缺少了對辯論的引導。

　　而在中國臺灣的文化條件下，大家認同奧瑞剛的裁判規則(包括選定，“白紙裁”原則和“踢裁判制”)，否則也不會沿用至今。這樣的生態可以說是從源頭上維持了辯論賽朝著辯論的方向發展，也有利于辯手向辯論的方向上成長。但是其弊端也是明顯，與社會方向的不擬合，是它為主流社會欣賞或大眾參與辯論賽設置了相對較高的門檻，并不利于其擴展其外延。“思想的奢侈”也許比“物質的奢侈”更難達到，也更容易被詬病。

　　兩種賽制的評委制可以說都是其地區文化生態在辯論賽制上的具象，而評委作為一場比賽的風向標往往承擔的是為觀眾和辯手理清好壞比賽的作用。兩種評委制不能說誰好誰壞，只有誰更能應用于本土辯論賽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