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是什么》讀書筆記

　　波亞士

　　波亞士是美國現代人類性的開創者，這位人類學家與英國式的社會人類學家摩爾根不一樣，他的主張叫“歷史具體主義”，顧名思義就是從具體事實來看歷史的做法，它不注重法權制度的歷史演變狀況的研究，而推崇一種細致入微的人類學的描述與評論。

　　 波亞士對德國傳播倫還是有批評的，他強調，不能只看大的文明如果傳播到世界邊緣地區的過程，而應該像考古學家那樣看日常生活的物品怎樣分布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在語言學和文化理論方面也提出了一些看法，他注重文化的歷史，注重從歷史的具體時間和空間場景和延展開來的過程。從更高一層的理論看，歷史具體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的看法是分不開的。波亞士不認為文化有一個絕對的價值，認為文化只要存在，就有它的意義。他認為，所謂人類普遍的東西，可能是西方學者自己的想象。其實，非西方的“土著”有他們一套對自己生活得看法，這些看法是相對于他們的具體生活而產生意義的，因而文化的相對性是普遍意義的。

　　第三章“離我遠去”

　　現代人類學似乎還在于18世紀的哲學家們所喜歡的啟蒙問題做斗爭。不過，它的斗爭對象已經轉變成了歐洲擴張和文明的不到類似的狹隘的自我意識。確實，“文明”是西方哲學家們所發明出來的詞匯，它當然指涉的是西方哲學家們自己的社會。在眾多西方支配的敘述中，非西方土著人是作為一種新的、沒有歷史的人民而出現的。這意味著，他們自己的代理人消失了，隨之他們的文化也消失了，接著歐洲人闖進了人文的原野之中（馬歇爾.薩林斯）

　　馬歇爾.薩林斯，最有影響力和創造力的美國人類學家之一，曾與新的進化論者為伍，主張多線進化的觀點，后投入結構人類學，尤其在結構、歷史和實踐關系的研究中做出了巨大貢獻，著《石器時代的經濟》，為人類學提供了一個全面和富有理論沖擊力的說嘛，后期的歷史人類學著作集中考察文化接觸的結構模式。

　　李亦園先生說了這么一段話：“人類學的研究工作有一大特色，那就是要到研究的地方去做深入的調查探索，無論是蠻荒異域還是窮鄉僻壤都要住過一年半載，并美其曰叫‘參與觀察’。因而李先生說，人類學家的生涯，與孤獨寂寞分不開，人類學家要備嘗田野的孤獨寂寞，是因為田野工作引起的文化沖擊和文化震撼。“經常使你終身難忘，刻骨銘心”。人類學加不僅要承受孤獨寂寞和文化震撼，還會時不時陷入一種難以自拔的困境。馬林諾夫斯基在自己的日記里，忠實的表達了作為一個平常人的困惑，他面對過的壓抑、無聊、無所適從，也是其他人類學家面對過的。然而，從事實地研究的人類學家堅信，田野生涯的種種憂郁不是沒有價值的，相反，它們正是特殊的人類學理解能力的發揮。

　　 作為一個人類學家，要培養一種“離我遠去”的能力，到一個自己不習慣的地方，體會人的生活面貌。所以，這里的“我”是“自己”。但不單指個人，而指人生活在其中的“自己的文化”。人類學加不像心里分析師那樣，用自我剖析來“推己及人”；他們也不像哲學家那樣，在自己的那海里營造一個思想的建筑來代表整個世紀。作為一個人類學家，首先要學習離開自己的技藝，讓自己的習慣和思想暫時退讓給他對一個遙遠的世界的期望。在別的世界里體驗世界的意義，獲得“我”的經驗，是現代人類學的一般特征。

　　 人類學家離開自我的途徑，有的是時間的隧道，有的是空間的距離。他們去的時間，是已經流逝的過去；他們去的空間，是一個“非我”的世界，“離我遠去”的藝術，是一種思想生活。因而，人類學家不以肉身的離去為目的，他們帶著自己的心靈，超越自己的文化，領略人如何可以使人同時又那么不一樣。人類學家不一定要追求對遙遠的文化的求索，不少人類學家也從事本土文化的研究。在本土研究中，“離我而去”的意思，轉化為自己社會中司空見慣的生活方式形成的暫時陌生感，轉化成一種第三者的眼光。它讓我們能站在“客人”的角度來對待“主人”——我們本身。在這樣的情形下，人類學家的肉身沒有被自己搬運到別的世界中去，但他們的心靈卻必須在一個遠方尋找自我反觀的目光，在一個想象或實在異域尋找他者對于“我”的意義。

　　什么是人類學的精神實質呢？我說，它就是這門學科要做到“離去之感”，而“離去之感”的發生過程，就是祛除民族中心主義世界觀的過程。民族中心主義指的就是把本民族的文化價值當成全人類的價值、把本民族的精神當成全人類的精神、將自己的文化視為世界文明的最高成就的那種心態。民族中心主義有時與民族的自尊心相結合，但兩者有根本的價值論差異。民族的自尊心對于很多民族來說是可以理解、可以弘揚。但民族中新中醫指的不是民族的自尊心，而是一種將自己的價值強加在別人身上的觀念形態。這種觀念形態對別人的生活方式存在如此根深蒂固的偏見，以至于忘記了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存在理由，或忘記了“我們都是人”這個簡單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