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讀書筆記

　　“下馬觀花”的研究方法

　　所謂“下馬觀花”是和“走馬觀花”相對的，指深入實地，認真仔細的觀察。

　　該書最令人欽佩并值得學習的就是作者這種“下馬觀花”的研究方法。毛主席曾說過：不做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在徐勇教授為該書寫的序言中也說：“對于社會科學而言，沒有第一手的資料，難以做出第一流的學問”。因此深入實地的調查，切身的體會與感受，掌握充分的資料是學術研究，最起碼是高水平的學術研究必不可少的，而這恰恰是目前學術界欠缺的，坐在屋里靠“想當然”做學問的大有人在。于老師在這方面作出了表率，他走出紙上談兵的書齋憑著一個學者的社會良知，不畏調查中的艱難險阻深入農村進行了長達一年多的實地調查訪問。在讀附錄中的衡山調查記事時，深切感受到了于老師調查中的艱辛，白天四處奔波做訪問搞調查，夜晚冒著嚴寒制作問卷，寫調查筆記，也曾遇到過車禍后險象環生的危險情況，這些在令我感動的同時，也產生無限的敬佩之意。另外整本書都體現出了作者悲天憫人的人文關懷，正如后記中作者說的：“真切的理解他們及其所代表的中國勞動群體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是我對自己生命的承諾”。

　　難能可貴的是于老師調查之后在對事實的解釋和分析之時，還把這些調查的原始資料、調查的操作過程以及他本人在調查過程中的所思所想呈獻給了大家。為后人更加深切的理解該書并且檢驗該書的結論提供了素材。徐勇教授就說過：本書的附錄“衡山調查記事”或許更有長遠價值。除了調查筆記之外，作者搜集了現有的國內外學界相關研究領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以及大量的檔案文獻資料 ,包括不同時期的各種報刊、各級政府檔案、地方志、不同時期的村規民約、各種族譜資料、各種現存的會議記錄、村干部工作總結、各種民間糾紛調解協議和法院判決書等文獻。這為我們做實證研究有相當大的啟發意義，雖然我們很可能趕不上于老師的成就，但是如果能夠學習其學者精神和研究方法應該會有不小成績。

　　條分縷析的研究結構

　　在研究結構上該書運用縱向研究法，從歷史發展的角度闡述了鄉村社會的政治秩序的變遷。作者把鄉村社會劃分為四個時期，分別闡述了各個時期鄉村社會的政治特征，主要是從國家，鄉村社會以及農民個體的互動關系上來分析。我將這四個時期的特點用以下圖表表示：

　　時期

　　國家政權邊界

　　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關系

　　農民個體的角色

　　傳統鄉村社會(主要以清代為代表)

　　縣級

　　把自上而下的保甲制度和鄉村自生的紳權、族權結合起來實現對鄉村社會的間接控制

　　個人依附于父權制家族，群體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每個個人被禁錮在家庭和群體的網絡中

　　社會激變時期(辛亥革命到新中國成立)

　　鄉鎮

　　國家行政權力強制性的進入鄉村社會，依靠強力和暴力控制鄉村社會

　　新中國期(1949年到文革結束)

　　鄉鎮

　　國家實行集權式鄉村動員體制，實質上是以一種多層次掠奪性的強制體制來滿足國家對資源的需求，是典型的強國家——弱社會的狀態

　　依附于合作組織、人民公社、生產隊等集體組織，幾乎沒有個人自主性

　　新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到作者成書之日)

　　鄉鎮

　　實行以村民自治為核心內容的“鄉政村治”體制

　　在文本制度上農民個人權利得到了承認，成為鄉村治理的主體，但是現實制度上還是有很大出入的

　　從上表可以看出鄉村社會的治理始終是以國家權力為主導，在一定的時期內為滿足國家的利益需求，通過城市政治社會的滲透來控制鄉村社會。也就是說，中國轉型期鄉村社會制度變遷的模式主要是一種強制性制度供給，國家主義權威才是鄉村社會制度安排的最根本因素。換句話說，農民從來沒有真正享有農村社會發展的自主權。

　　未完待續的“岳村政治”

　　于老師的研究和調查所處的時代背景恰恰是稅改前期，此時農民身上的負擔是非常沉重的，這些從其調查筆記中就能看出。我們能夠從于老師的調查筆記中看出當時農民的稅費負擔相當沉重。而這之后經歷了稅改，國家在XX年開始實行稅費改革，取消“三提五統”和各種攤派以減輕農民負擔，一直到XX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決定，自XX年1月1日起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后農業稅時代已經到來。新形勢下岳村又發生了哪些變化，鄉村社會的政治秩序又有何新變遷?

　　曾經稅費的征繳和計劃生育工作是國家憑借行政權力聯系鄉村社會的主要方式，該時期對于農民義務的要求顯然超越了對農民權利的肯定，并且由于稅費負擔過于沉重一度激起嚴重的社會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農民對于國家的認同。進入后后農業稅時期，國家采取的是一種反哺農村的政策，強國家—弱社會這一模式中的強國家有些變弱，也可以說面對嚴峻的鄉村治理困境以及三農問題的困擾，國家有所“讓步”。國家失去了稅費這一與鄉村社會聯系的媒介，國家與鄉村社會的聯系有些松動，但是基層政權組織與國家的聯系卻更加密切，這主要表現在農村基層組織經費供給來源發生的變化，由過去的自我供給變為上級財政供給,因此對上級依賴性更強，鄉村關系、縣鄉關系更加的微妙。農民個體則進一步原子化。

　　短評：代君讀書是認真的，帶著現實的問題來進入作者提供的知識中，值得提倡。有兩點看法：一是建國后到改革前，國家政權實際上進入了生產大隊一層級，其邊界設在鄉鎮的認識有誤。更何況，有一段時間還是沒有鄉鎮設置的。這也是為什么自留地、滿產私分之類的一般發生在自然村和生產小隊，而非生產大隊。同樣，改革后國家試圖通過新的方式與鄉村社會建立聯系，首選也是以生產大隊轉變過來的建制村為基本平臺，這是有歷史延續性的。二是應思考是否國家反哺農村之后就變弱了這個問題。國家的強和弱應該如何量度，有哪些因素決定?這樣才能對稅費改革之后的國家與鄉村社會關系有更深刻認識。希望繼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