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讀書筆記4篇

　　“下馬觀花”的研究方法

　　所謂“下馬觀花”是和“走馬觀花”相對的，指深入實地，認真仔細的觀察。

　　該書最令人欽佩并值得學習的就是作者這種“下馬觀花”的研究方法。毛主席曾說過：不做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在徐勇教授為該書寫的序言中也說：“對于社會科學而言，沒有第一手的資料，難以做出第一流的學問”。因此深入實地的調查，切身的體會與感受，掌握充分的資料是學術研究，最起碼是高水平的學術研究必不可少的，而這恰恰是目前學術界欠缺的，坐在屋里靠“想當然”做學問的大有人在。于老師在這方面作出了表率，他走出紙上談兵的書齋憑著一個學者的社會良知，不畏調查中的艱難險阻深入農村進行了長達一年多的實地調查訪問。在讀附錄中的衡山調查記事時，深切感受到了于老師調查中的艱辛，白天四處奔波做訪問搞調查，夜晚冒著嚴寒制作問卷，寫調查筆記，也曾遇到過車禍后險象環生的危險情況，這些在令我感動的同時，也產生無限的敬佩之意。另外整本書都體現出了作者悲天憫人的人文關懷，正如后記中作者說的：“真切的理解他們及其所代表的中國勞動群體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是我對自己生命的承諾”。

　　難能可貴的是于老師調查之后在對事實的解釋和分析之時，還把這些調查的原始資料、調查的操作過程以及他本人在調查過程中的所思所想呈獻給了大家。為后人更加深切的理解該書并且檢驗該書的結論提供了素材。徐勇教授就說過：本書的附錄“衡山調查記事”或許更有長遠價值。除了調查筆記之外，作者搜集了現有的國內外學界相關研究領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以及大量的檔案文獻資料 ,包括不同時期的各種報刊、各級政府檔案、地方志、不同時期的村規民約、各種族譜資料、各種現存的會議記錄、村干部工作總結、各種民間糾紛調解協議和法院判決書等文獻。這為我們做實證研究有相當大的啟發意義，雖然我們很可能趕不上于老師的成就，但是如果能夠學習其學者精神和研究方法應該會有不小成績。

　　條分縷析的研究結構

　　在研究結構上該書運用縱向研究法，從歷史發展的角度闡述了鄉村社會的政治秩序的變遷。作者把鄉村社會劃分為四個時期，分別闡述了各個時期鄉村社會的政治特征，主要是從國家，鄉村社會以及農民個體的互動關系上來分析。我將這四個時期的特點用以下圖表表示：

　　時期

　　國家政權邊界

　　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關系

　　農民個體的角色

　　傳統鄉村社會(主要以清代為代表)

　　縣級

　　把自上而下的保甲制度和鄉村自生的紳權、族權結合起來實現對鄉村社會的間接控制

　　個人依附于父權制家族，群體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每個個人被禁錮在家庭和群體的網絡中

　　社會激變時期(辛亥革命到新中國成立)

　　鄉鎮

　　國家行政權力強制性的進入鄉村社會，依靠強力和暴力控制鄉村社會

　　新中國期(1949年到文革結束)

　　鄉鎮

　　國家實行集權式鄉村動員體制，實質上是以一種多層次掠奪性的強制體制來滿足國家對資源的需求，是典型的強國家——弱社會的狀態

　　依附于合作組織、人民公社、生產隊等集體組織，幾乎沒有個人自主性

　　新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到作者成書之日)

　　鄉鎮

　　實行以村民自治為核心內容的“鄉政村治”體制

　　在文本制度上農民個人權利得到了承認，成為鄉村治理的主體，但是現實制度上還是有很大出入的

　　從上表可以看出鄉村社會的治理始終是以國家權力為主導，在一定的時期內為滿足國家的利益需求，通過城市政治社會的滲透來控制鄉村社會。也就是說，中國轉型期鄉村社會制度變遷的模式主要是一種強制性制度供給，國家主義權威才是鄉村社會制度安排的最根本因素。換句話說，農民從來沒有真正享有農村社會發展的自主權。

　　未完待續的“岳村政治”

　　于老師的研究和調查所處的時代背景恰恰是稅改前期，此時農民身上的負擔是非常沉重的，這些從其調查筆記中就能看出。我們能夠從于老師的調查筆記中看出當時農民的稅費負擔相當沉重。而這之后經歷了稅改，國家在XX年開始實行稅費改革，取消“三提五統”和各種攤派以減輕農民負擔，一直到XX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決定，自XX年1月1日起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后農業稅時代已經到來。新形勢下岳村又發生了哪些變化，鄉村社會的政治秩序又有何新變遷?

　　曾經稅費的征繳和計劃生育工作是國家憑借行政權力聯系鄉村社會的主要方式，該時期對于農民義務的要求顯然超越了對農民權利的肯定，并且由于稅費負擔過于沉重一度激起嚴重的社會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農民對于國家的認同。進入后后農業稅時期，國家采取的是一種反哺農村的政策，強國家—弱社會這一模式中的強國家有些變弱，也可以說面對嚴峻的鄉村治理困境以及三農問題的困擾，國家有所“讓步”。國家失去了稅費這一與鄉村社會聯系的媒介，國家與鄉村社會的聯系有些松動，但是基層政權組織與國家的聯系卻更加密切，這主要表現在農村基層組織經費供給來源發生的變化，由過去的自我供給變為上級財政供給,因此對上級依賴性更強，鄉村關系、縣鄉關系更加的微妙。農民個體則進一步原子化。

　　短評：代君讀書是認真的，帶著現實的問題來進入作者提供的知識中，值得提倡。有兩點看法：一是建國后到改革前，國家政權實際上進入了生產大隊一層級，其邊界設在鄉鎮的認識有誤。更何況，有一段時間還是沒有鄉鎮設置的。這也是為什么自留地、滿產私分之類的一般發生在自然村和生產小隊，而非生產大隊。同樣，改革后國家試圖通過新的方式與鄉村社會建立聯系，首選也是以生產大隊轉變過來的建制村為基本平臺，這是有歷史延續性的。二是應思考是否國家反哺農村之后就變弱了這個問題。國家的強和弱應該如何量度，有哪些因素決定?這樣才能對稅費改革之后的國家與鄉村社會關系有更深刻認識。希望繼續努力。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錢穆著

　　這本書主要分為五個部分，分別講述了秦漢，唐，宋，明，清中國歷史上政治制度比較突出的五個重要朝代的政治制度史。這本書的條理十分清晰，每個朝代分別從政府的組織，考試和選舉，賦稅制度，國防與兵役制度四個方面來分析制度優劣。本書比較重于對于政治體制的變遷與優劣的分析，而且重于細節方面的研究。

　　錢穆先生的淵博學識當然不可否認，但個人覺得錢穆先生的意見中個人的對于民族自尊的主觀好惡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主觀成分過多。對于細節方面的評述還顯客觀，但對于中國古代關聯政治制度總體的評述和把握就顯得過于主觀，帶有個人的情緒。例如書中有這樣的話，“由歷史事實平心客觀地看，中國政治，實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則比較偏重在人治，在事實化。”這在現在看來近乎是可笑的。這可能與這本書原來是演講稿有關，必須要有引發聽眾共鳴的東西，也可能與當時的學風與歷史條件有關，但放在今天就不能不用略帶批判的眼光來讀這本書。

　　錢穆先生在書中對于漢代的政治制度十分推崇，而對于清朝則迎頭痛批其“‘部族政權’之下的‘法術’和‘私心’”，我覺得這樣說是不全面的。首先漢代與清代的條件相隔兩千年，社會各個方面差距很大，漢代“官級較少”，“經濟生活簡單”(王昆吾：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所以統治難度要大大低于清朝。然而也可以這樣看，漢代對于當時的社會來說制度是合格的，而清代的制度對于它所處的時代來看則十分腐朽。但是這也是制度的表面現象，

　　深層的經濟文化因素還未考慮，并不僅僅是制度的問題。所以對于錢穆先生中國政治制度是逐步倒退的，“后不如前”，這個也是有問題的。

　　《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 張鳴著

　　作為一個對歷史了解十分有限和片面的理科學生，我覺得讀一下這種導論類的書還是有必要的，不了解古代政治制度的大體原貌是無法去讀更深一些的書的，所以就在嚴老師的書目外選了這本書。總的來說這本書與老師課上的內容互有聯系與印證，又各有所長。這本書按照朝代劃分，講述了從先秦到晚清各朝政治制度的大體狀況，對于構建中國古代官僚政治體系很有幫助。書中的史料講解方面很全面，基本還原了各朝各代的政治面貌。對于政治體系的研究主要從政治中樞變遷，中央行政機構，地方行政機構，科舉學校制度，人事制度，政治文化和軍事制度等方面做概述式的講解，因而對于各個政治、歷史事件抱有比較客觀中立的態度，可以對基本知識做出一定的解析。這本書還有分析了制度變遷的內在原因，雖然并不十分深入，但對于像我這樣的學生來說還是有一定的啟迪作用的。

　　這本書細節方面較為全面，對于各種制度的聯系發展和變遷原因也有詳盡全面的論述。對于制度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方法都有所介紹。缺點是沒有對于經濟的過分關注，對于財政制度、司法制度之類的，即使有所涉及，也是蜻蜓點水，一筆帶過。這本書淺顯易懂，故而比較好讀。也不乏幽默之處，據說人大的張鳴教授的課也是不錯的。

　　《萬歷十五年》黃仁宇

　　本書是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首次以其“大歷史觀”分析明代政治制度的癥結，并探究現代中國之來路。主要分為七章，從幾個很有代表性的主要人物：萬歷，申時行，張居正，海瑞，戚繼光，李贄，展開探究全面的政治制度問題。雖然取名《萬歷十五年》，但在時間和空間上并不局限，并稱為“大歷史觀”，對于政治、歷史、社會都有較深入的分析。在這本書中，也能看出一些英文翻譯的痕跡，也可以看做一本外國人對于中國古代官僚政治的看法的書。

　　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這些書中的主要人物都在各自的領域積極探索，致力于改革和創新。但是，他們最終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而是當時的制度已經山窮水盡，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文官為主的官僚政治體制卻依然阻礙該改革的進行。所以政治制度是

　　這是一本影響比較大的書，寫法在上個世紀80年代是十分新穎的，并且于史學研究方法和思路上也有所突破，不僅對于學術有重要影響，對于其他方面也有很深的影響，很多人都讀過這本書。更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出版之后面向大眾的歷史寫作層出不窮，比如易中天等人，與這本書開創的寫作方法不無關系。

　　《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 鄧小南

　　本書學術性較強，所及史料非常詳實，論述范圍也十分專門。但宋朝是一個在人事和科舉制度比較有特點的朝代，研究其制度的成因與利弊，總結經驗教訓，對當今社會也十分有意義。我只大體上闡述一下自己對于宋代官制的看法，并不詳究書中繁雜的各種“疊床架屋”似的官制。

　　書中主要圍繞宋代文官選任制度中的各種問題的矛盾沖突與折衷論述。“宋代的官職特點在于官、職、差遣分離。對寄祿官秩的磨勘敘遷、對差遣職任的委派除授，構成宋代銓選的主要任務。”宋代科舉最盛，這是統治者拉攏士人階層的一種手段，并有較成熟的薦舉制作為補充，這樣的官僚系統是有經驗的，但是我認為宋代的官僚機構的繁復是一大弊端，冗員的現象便體現在官、職、差遣的分離，也體現在“員”與“闕”的矛盾之中，這與當今大學生的就業問題有兩分相似，很多大學生好似候“闕”的“員”，這應當讓我們思考制度問題。

　　宋代官制與當今相似的另一個問題是“官場文化問題”。磨勘法固有它存在的積極原因，比如書中所述“防止攀援朋比”，“加強集權的政治”，(p117)但是不可否認的產生了人浮于事，“不求奮勵事功，但務墨守成規以保無過”的消極官場文化。這與當今時代的有些現象十分相似，官員但求無事，不求上進，這是有歷史因素的，也有政治制度因素。當今對于基層的官吏的“考課”竟與古代驚人的相似，首先是稅收，其次是穩定發展，即“無事”，當然今天的監察制度可能更加嚴格，但依然沒有改變官員文化中消極的一面。中國就缺乏一種忙碌于政事的官場氛圍，官的文化需要改進，但中國來自人民的壓力不像西方那樣大，缺乏改變的動力。所以我認為當今對于官員選任仍缺乏沙汰機制。

　　政治教師讀書筆記

　　不同的榮辱觀，是不同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反映。青少年正是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的形成時期，幫助青少年形成正確的人生價值取向是教師義不容辭的職責。總書記提出了社會主義榮辱觀，通過認真的學習，我們充分認識到它的重要意義，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們的任務是如何將榮辱觀滲透到教育教學過程中，培養有正確榮辱觀的學生。

　　作為一名德育課程教師，我認為要通過加強德育課程的建設來落實社會主義榮辱觀，以下談自己的四點認識：

　　一、要旗幟鮮明地落實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教育

　　當前，因為高考應試的需要，一些地區和學校形成了片面追求升學率的傾向，學校德育課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響。德育課程擔負著培養“三觀”的重要任務，學習了總書記的社會主義榮辱觀的講話后，我們應該認識到當前德育課程不僅不能削弱，而且應當加強，應該在不同年級旗幟鮮明地落實社會主義榮辱觀的教育，尤其是高中畢業年級的學生，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對社會的關注度在提升，但是往往會出現認識上偏差;他們面臨著新的選擇與考驗，但是往往會遇到許多的困惑，因此，他們更需要用正確的“三觀”進行引導。

　　另一方面，當前，中小學都在進行課堂教學的改革，教師們嘗試著采用不同的方法進行教學。關于榮辱觀的教育，我認為，政治課教師一定要認真學習“八榮八恥”榮辱觀，并將它轉化為自己的思想，在教育教學過程中通過自己的“言”和“行”表現出來，課堂上教師要充分發揮主導作用，讓學生在正確輿-論的引導下進行思考和活動，不能讓課堂形成所謂的“探究”、“辯論”的氛圍，形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局面。

　　二、落實社會主義榮辱觀要將專題教育活動與日常教學相結合

　　“三觀”教育既要有能夠觸動學生心靈的、主題鮮明的專題教育課程，又要在日常教學過程中做到“潤物細無聲”。

　　政治課的教學內容中有許多是體現“八榮八恥”榮辱觀的，如“我國公民與國家的關系”、“樹立科學世界觀，反對各種迷信活動”、“堅持集體主義的價值取向”、“選擇崇高的人生目標”、“樹立正確的消費觀”等內容。教師可以采取多種多樣的教學方式，結合社會的實際、學生的實際進行榮辱觀的專題教育活動。只要教育具有針對性、生動性，又是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是會受到學生的歡迎，(從而達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許多中學生在遇到一些重大事件時能夠表現出一定的愛國熱情，但是他們的熱情通常只是表現在一種情緒上，而對“辛勤勞動”、“團結互助”、“誠實守信”既在認識上有很大的誤區，又很少落實到行動中。因此，在日常教學過程中滲透榮辱觀的教育就現得尤為重要，教學案例的選擇、對具體事件客觀公正的分析、對學生言行的正確評價等教育的滲透會讓思想認識更深刻，對行動的落實會起到積極地作用。

　　三、堅持“三貼近”原則落實社會主義榮辱觀

　　如何讓社會主義榮辱觀在德育課程上得到落實呢?舉一個小例子：一位初一年級的學生曾經問我：“您讓我們愛國，可是國家為我們做了什么呢?”，我利用教材“國家職能”的相關內容，選擇了大量的有一定時效性的材料，說明國家如何對人民負責，并引導學生列舉他們所知道的、感受到的事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因此，德育課程落實榮辱觀要堅持三貼近原則，即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未成年人的原則。只要以正確的榮辱觀為指導，立足于學生現實的生活經驗，著眼于學生的發展需求，貼近學生的認知方式，注重學生的體驗和感受，德育課程的實效性就能突顯出來。

　　四、落實社會主義榮辱觀需要多元的評價標準

　　德育課程作為一門必修課程需要有合理的評價標準。無論對學生還是對教師，評價都不應該只是試卷的考試分數。不同的學校要結合自己的實際，采用多元的標準來評價德育課程的教學效果，讓德育課程得到良性的發展。

　　最后，給家長提一點希望：榮辱觀的教育需要家長的支持。曾經一位教師對我說，一位學生對教育他的老師說：你明年還想簽合同嗎?不想干了你就說話。也許這個案例太典型，但它卻折射出我們社會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反映出我們的家長在教育孩子方面存在的問題。在教學過程中，我們發現一些家長對德育課程表現出不屑的態度，直接影響到學生的學習，影響到學生正確“三觀”的形成。事實證明，家長的這種做法只能對孩子的健康發展起到消極的作用。希望家長在為孩子創造更好物質條件的同時，要加強對孩子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和引導。

　　在讀一本書時，我很喜歡對這本書成書的背景進行研究，并且對作者寫作時的因源和學術背景、以至于個人感情和身世也倍感興趣，我覺得這對于書可以產生更加設身處地的理解，也頗有自己寫作的意淫感覺。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成書于1948年10月，作者將刊于《時與文》雜志的17篇專論匯集成書，由上海時代文化出版社刊行。，王亞南是一位財經學者，因為李約瑟的關系，“誤入”官僚政治的研究之中，作者最大的特色就是從歷史和社會的角度加于闡述，同時也比較分析了西方從領主經濟到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中——對與官僚制的需求，從作者引述資料可以發現——作者總體上還是一個社會經濟史的專家，在分析西歐的官僚制度的發展中——作者著重強調了商業流通經濟的需要必然迫使打開政治上相互割據的局面，類似于德國統一前一條通往法國的鐵路在德意志境內就要換好些次貨幣和付好多次關稅，經濟的獨立就要求各官員是“各事其主”。但是國家統一的建立就要求，中央集權的發展，各種官職是服從一種統一的規制。

　　書中作者竭力克制著情緒，不希望他對官僚主義的痛恨影響到客觀的寫作，可無意中流露的言語深感作者的切膚之痛。王亞南對馬克思思想的認識深度，超過了中國很多官方學者，可以和王亞南相提并論的馬克思思想的學者，應該還有彭迪先和沈志遠，可惜他們在1949年后，官方馬克思主義的權威時代，并沒有可稱道的著述，反倒是的1949年前，有著驚人深刻的論述。我在閱讀此書時率先看了后面的《王亞南先生學術年表》和胡培兆先生的《鏟除官僚政治的理論利器》，我看出了一些問題，作者從1927年擔任政治教員，當時所謂的政治教員中有70%時共產黨員，這在我同時閱讀的美國·陶涵先生《蔣介石與現代中國》中有詳細的介紹，此后大革命失敗，作者逃亡日本，后接觸《資本論》，此后20年的時間用于翻譯《資本論》等馬克思主義經濟專著，顯然在當時中國環境中，難免對于國民政府時期的官僚政治存在很深的芥蒂。

　　中國的官僚主義論述，以及官僚主義賴以生存的地主經濟的基礎，即使現在還是如此。制度上名義的公有，卻沒有公有的可能，成為一種空制度。本質還是官僚權利的范疇，因此，土地所有權是官僚政府一直不放棄的生存基礎，房地產，宅基地，工商業用地，都是使用權。

　　王亞南還有一些根據矛盾分析得出的預言，這些預言正在被檢驗其真理性。

　　在中國很早就建立了察舉、征辟等為主的人事錄用制度，其實一開始就像韋伯所說的一樣德國的科層制的建立與德國普魯士的軍事制度分不開的，中國秦漢時期的官僚制度的發展也與大一統的戰爭離不開，這時候個人的出身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是能夠為了統治者帶來福利。

　　中國后期的發展，離不開兩稅制與科舉制，一個方面保證了封建經濟的一統和統治者收入的來源，一方面確立統治者網羅人才的獨立性和農民與官僚之間的互通性。同時，中國官僚非常獨特地與儒家思想、禮儀鄉土聯系在一起，使得官僚本身能夠獲取極大的社會資源。

　　在中國戰爭事情，官僚制度開始變形，官僚資本開始控制國民經濟，官僚利用手中的權力迫使紙幣貶值聚斂老百姓的錢財，這與西方的戰爭時期軍火商人的發展不一樣，如果是這樣的話，國家實力反而會上升，但是各種官僚和軍隊勢力很難瓦解中國幾千年的自然經濟的深厚根基，只要做得還是收刮民脂民膏的勾當。

　　其中有較大的缺陷就是，作者的文章學術并不是很強，對概念的邏輯和立論、證明的分析力度不夠，文章一開始是發表在《時與文》雜志上，所以寫得比較籠統和平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