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改革發展做好宣傳服務
圍繞改革發展做好宣傳服務
王雪明
近幾年來，我在組織辦公室成員認真作好機關日常工作的同時，緊緊圍繞羊樓司鎮改革和發展的實際，突出抓好宣傳工作，先后在市以上報刊、電臺、電視臺上稿200余篇，為上級機關和有關部門提供調研、綜合材料30余篇，既為黨委、政府的決策起到了一定的參謀作用，又擴大了羊樓司鎮的知名度，爭得了上級和有關部門對羊樓司鎮的一些支持，較好地推動了羊樓司鎮經濟和社會事業的發展進步。具體來說，主要是從下幾個方面努力：
一、增強主動性，練就扎實功底
練就扎實功底，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是事關宣傳工作成敗的關鍵。因此，我在辦公室工作期間，始終堅持統籌安排事務，合理調度時間，努力練好各項基本功。
一是突出打好政治功底。做任何工作都必須把講政治放在首位，作宣傳工作更是如此。為此，我先后自學了《毛澤東選集》、《鄧小平理論》和政治經濟學、哲學等理論書籍，并堅持參加各類培訓，不斷學習黨在新時期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同時堅持每天看新聞、讀報紙，始終用正確的政治理論引導和約束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堅定自己的政治立場，努力錘煉自己的政治鑒別力和思想敏銳性，為正確反映情況奠定基礎。
二是認真打牢業務功底。成功源于勤奮，才干出自積累。只有掌握了業務技能，才能找到克敵制勝的武器，搶占宣傳工作的“制高點”。辦公室的宣傳工作既包括新聞、信息，也包括調研、綜合材料等一切以文字材料為主的工作，涉及面廣，覆蓋面大。為了學好業務，我通過專業書籍及相關培訓，重點學習了各類材料的基本技法，又利用業務時間分步了解了史地、經貿、法律等相關學科知識。在工作中，我還充分利用辦公室報刊資料多、信息渠道廣等優勢，收集、積累經驗素材，拓寬學習渠道，豐富學習內容。業余時間，我一般不搞娛樂，將主要精力放在看書、讀報、向人請教上。近幾年來，我每年至少訂閱2種以上的業務書籍，花200—500元購買輔導資料，先后起3次參加省市有關學習，通過各種形式的學習不斷提高文化知識素養，增強業務底蘊。
三是扎實練就作風功底。辦公定是一個清苦的崗位，沒有一股愛崗敬業的精神，發揮不了應有的效果。在工作中，我始終堅持不因名位所累，不為利欲所迷，始終把為領導服務、為部門服務和為群眾服務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努力培養“耐得煩、細得心、坐得住”的性情，切實轉變工作作風，實現了對上與對下、工作與學習的有機結合。
二、把握全局性，摸透上下實情
工作中我體會到，要科學地反映基層情況，必須胸懷全局。為此，我始終抓住“三頭”：
第一,吃透“上頭”。黨的農村政策是指導我們搞好農村宣傳工作的“指路燈”。為此，我十分注意上頭動向，針對農村實際，認真收集政策信息、領導言論、理論性文章及各地權威媒體、雜志的新聞報道，以便隨時查用，目前已收集整理資料10余冊。為了加深理解，對一些認識模糊的理論，我還經常向人請教，力求弄懂弄通，隨時派上用場，指導工作。全國剛剛提出加快“三化”進程時，我根據鎮內實際，快速撰寫了《慎重有序推進小城鎮建設》、《產業撐起羊樓司》等信息和言論文章，推介我鎮的先進經驗，指出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先后被《農民日報》、《小城鎮建設導刊》等國家級刊物采用，對指導小城鎮健康、快速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第二，熟知“下頭”。我始終注重發揮辦公室橋梁和紐帶作用，一方面加強與村組干部、群眾的緊密聯系，另一方面主動抽出一些時間走訪農戶，全面準確地把握基層實際，為宣傳儲備一手資料。羊樓司是一個傳統的“茶鄉”。前些年，廣大茶農卻拋棄茶園，不種茶了。我們幾個同志根據掌握到的情況，有針對地寫出題為《老茶，真的老了嗎？》的調查報告。由于材料詳實，論理充分，被《省委內參》采用。反饋到鎮內后，黨委、政府迅速采取行動，組織茶藝培訓，加強培植管理，使茶葉逐漸發展成為全鎮的支柱產業之一。
第三，留心“外頭”。我鎮地處湘鄂兩省交界處，信息流量大。為了做好工作，我經常與他們保持聯系，或通過媒體處處留心不同地域的市情、行情動態。我鎮竹木生產、加工久享盛譽。近兩年，卻呈現滑坡趨勢，而一河之隔的湖北卻
市場火熱，大有后起超越之勢。為此，我們在黨委、政府精心部署下，迅速組織相關職能站所赴湖北調查走訪，撰寫了《到底是誰的錯？》等2篇調查報告，引起省、市高度重視，市委、市政府正準備組織召開現場辦公會議，采取相應對策，扭轉資源流失的被動局面，為經濟的穩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三、注重針對性，勤于實踐提高
近幾年來，我始終堅持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從實踐中學習，在實踐中提高，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
一是取人之長釋疑。就是針對本鎮薄弱環節，利用不同地區、不同對象的成功經驗開展文字宣傳，促進工作。如江蘇鹽城區組織農民開展市場調研的成功經驗在《農民日報》推介后，我寫成了《引導農民開展市場調研》等言論文章，引導農村群眾努力增強搶占市場的意識。在看到“在政務公開欄中加設提問欄”的介紹后，我發出了《讓提問欄攔住難問題》的倡議，被《鄉鎮論壇》等刊物采用，解決了基層干部對于政務公開的“難言之隱”，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