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刑法的心得體會

　　刑法分則主要規定具體罪名與罪狀，數目繁多，在如何把握刑法分則的問題上，我認為應該從理解以及掌握各個罪名的主要內容和行為方式上出發學習。刑法分則的主要內容是通過具體條文來確立各種犯罪行為，條文的內容包括罪狀和法定刑。通過罪狀設計來描述犯罪行為，確定打擊犯罪的范圍，是各國刑法的通行作法。罪狀的內容主要是對社會現實中具備一定的社會危害性需要由刑罰方法來處置的事實加以記述，這是罪刑法定，在認識論上是定性認識。法定的罪刑設計要落實到具體的案件中，需要司法定量，具備可操作性。從立法和司法兩個方面來考慮，滿足可操作性的最佳狀態是：立法對每一個問題的規定不僅有定性因素，更為關鍵的是有定量因素。只有在定量的意義上才可以說能夠將可操作性落實，僅僅停留在定性階段而不考慮定量因素，不符合“實事求是”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面對具體個案，處理具體案件時，對刑法的適用解釋只能是具體的，根本原因是案件之間的情況是千差萬別的，正如我們高考英語作文經常用的一句話：every coin has two sides. 每一枚硬幣都有兩面，更何況是一個案件，又何止兩面呢。世界上沒有任何兩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每個案件在其所具有的特殊之處都是獨一無二的。一個案件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當事方，他們永遠不可能重復在他們之間引起糾紛的那種行為。我們可以用足以涵蓋不同時空下不同當事人之間的不同糾紛的一般術語，去描述一個案件中的諸般事項。我們也可以用僅僅能夠包含在一時一地的這些當事人之間發生的糾紛的特定的法言法語，對他們加以描述。無論我們怎樣描述案件，每一個案件都只發生一次。例如殺人罪是定性描述，具體的殺人行為分別有故意殺人和過失殺人，基于故意和過失的程度所反應出的行為人主觀惡性程度在各個案件中均有差異。

　　至于刑法上所說的行為方式，我們在學習的時候經常會進入這樣的一個思維誤區，法條說什么即是什么，摳字眼，只在于字面上的分析以及在語句上的剖析，而忽視了其中的內涵以及各個不同的行為方式所導致的不同的行為結果以及判決結果。經過學習，我發現刑法總論和分則是密不可分的，沒有總論的指導，單看分則，確實難以作出正確的判決，由此可知，無論是總論還是分則，在學習的時候必須融會貫通，不可厚此薄彼，構建自身完整的刑法知識體系，對分析案件時很有幫助。那么，我們應該如何更好地把握刑法法條上所提到的各個行為方式呢？當然，語義理解是最基礎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還要考慮到法條上沒有明確寫上、規定上的其他行為，那些特殊的行為方式該如何定性的問題。法條不可能涵蓋所有有可能的犯罪行為方式，人的創造力是無限大的，可是路走偏了，就成了人的犯罪手段及方式是無限多的。因此，當出現于某些特殊的行為方式時，一是可以依照法條總的規定進行定罪量刑，而不必關注與其他具體行為方式的關系；二是可以依照刑法總論上一些基本的、原則上的規定，再結合相類似的具體罪名，由法官進行自由心證。

　　刑法在理論和實踐方面也存在著比較大的差距。正如廣州許霆的惡意提款案件，從無期徒刑改判為五年的有期徒刑，然而同一性質同一行為方式的“云南許霆”則從無期徒刑改判為八年的有期徒刑，且是借鑒廣州許霆案的先例進行上訴。“云南許霆”表示：“XX年7月的時候，我有一次減刑機會，要減兩年零六個月。結果報上去，法院說我不認罪，這個減刑就沒有批。”直到廣州許霆案引起了一系列漣漪，方才讓這個“云南許霆”有了提前步出監獄的機會。為什么不同的法院檢察院的判決會有不同的結果，為什么法律規定的上訴在實際操作中那么難實施，甚至對于寫了很多遍的申訴材料上交到法院，依然是無人問津，這是司法實踐的失誤還是司法機關辦事效率的低下，不得而知。我記得當初本科專業選了法學的時候，不少人告誡過我，從法學院畢業出來以后，會發現大學四年所學到的跟職業會大相庭徑，無論你是作為律師還是檢察官。其實個人認為，不是學的東西大相庭徑，而是作為一個人心中那份正義以及法律理想已經在社會的大染缸之中被染得失去了本來的顏色，看不清其本來的面目，因此才會造成大相庭徑的局面。司法實踐當中，理論上的東西相信是相差無幾的，由于法院、檢察院以及辯護人的不同而容易造成判決結果出現差異，這也是刑事立法的一個不足之處，也是刑事司法的一個缺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