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國夢演講稿:畢業,哈佛的“最后一課”

　　在美國幾乎每一所大學，畢業典禮都是一場“重頭戲”.它們講究排場，大多還蘊含著歷史與傳統。這在哈佛這所美國最古老的大學里更是展露無遺。

　　我們的畢業典禮總是定點在“三百年劇場”,它位于哈佛紀念堂與懷德納圖書館之間那片無邊綠茵中。通常，哈佛每年會有兩個演講：一是畢業紀念日演講，一是畢業典禮演講。前者先于后者，并且專屬于哈佛學院應屆畢業生，演講嘉賓由大四學生委員會物色。這種演講一般被稱作“搞笑演講”,一些著名諧星和幽默作家在演講中所講的那些很有味道的笑話，讓我們笑破了肚皮，也令家長臉紅。

　　而使全體畢業生如沐春風的畢業典禮演講，則幾乎永遠都是“嚴肅”的，它由哈佛校友會敲定演講人選。校方行政管理人員做不了主，誰來演講還得看學生、校友的意愿，得體現出他們的興趣與價值取向。有人為此會說畢業典禮演講是觀測哈佛社群的“精神指標”.

　　你腦海中浮現的演講可能是一場勸誡畢業生去做未來領袖、主宰世界的說教，可是，哈佛畢業典禮演講者最不可能鼓勵我們去憧憬、去實現做人目標。

　　我2007年畢業時，畢業紀念日演講嘉賓是前總統比爾·克林頓，畢業典禮演講嘉賓是比爾·蓋茨。一個曾是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另一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此二人如果不講權和錢，會講什么呢?

　　克林頓提到一個概念：“ubuntu”.意為“我因你而成”.即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而是社會的一分子。他亦談及我們不應將自身視為個體去追逐個人的成功，而應為全世界兄弟姐妹的福祉奮斗。非洲的艾滋病不是只屬于“非洲”,印度尼西亞的海嘯不是只屬于“印度尼西亞”——我們思考時不應將其看作“他們”,而應視為“我們”.他敦促我們“花盡可能多的時間、愛心與精力去考慮那99.9%的人”.

　　比爾·蓋茨講了自己與妻子梅琳達如何捫心自問“以我們所擁有的資源，怎樣能最大化地造福最多的人”這一歷程。他致力于推進創新型資本主義。在其中，市場力量可以更好地服務于貧困者，極具說服力的闡釋：如何利用紛繁復雜、讓企業與政府獲益的現代科技與創新，在發展中國家拯救生命、改善生活。

　　他向我們發出挑戰：以你們過硬的文憑、才智和天賦，能否應對重大的全球問題，為更多人的幸福貢獻力量。他也為我們送上離別的祝愿：“我希望，你們將來評價自己的標準，不單單是以職業上取得的成就，也包括你們為改變這個世界所作出的努力……以及你們如何善待那些遠隔千山萬水，除了同為人類之外與你們毫無共同之處的人們。”

　　兩個截然不同的人，兩場如出一轍的演講。

　　你可能會問：為什么?但我會問：為什么不是這樣?我們，作為穩拿“好工作”的頂尖大學畢業生，有年輕的活力，有社會的認可——我們沒什么輸不起的。我們也許以為自己所向披靡、高人一等，從而面臨迷失自己謙遜與對全人類同理心的危險。但也恰恰由于這種優勢，我們隨時能以最佳準備狀態服務于最富挑戰性的愿景，投身于最具挫折性的目標。這不是要我們犧牲健康、財富或快樂去為其他人做牛做馬，事實上，我們應該并且必須為了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有所行動， 這不只是借由個體層面的同情與憐憫，還包括在夢想和卓越層面上進行革新與創造。我們不必放棄自己的生活，恰恰相反，我們可以通過為更多人幸福的奮戰來改善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