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魯迅的一些個人評價摘抄（精選4篇）

對于魯迅的一些個人評價摘抄 篇1

　　但到1956年，胡適卻又突然說“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

　　然而，到1956年，胡適卻忽而覺得魯迅是自己的同路人。據學者周策縱回憶，1956年，“胡先生曾告訴我：‘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⑧周策縱的這段回憶，近年來已成為諸多魯迅研究者在評價魯迅時必然提及的材料，甚至有學者據此認定，魯迅真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如林曼叔)。“自由主義”究竟是什么，本文不欲展開討論。但魯迅當年在《論“第三種人”》中嘲諷胡秋原時，是絲毫見不到“自由主義”氣息的——胡秋原在1931年提出“自由人”的觀點，認為知識分子不應局限于階級和政黨，應站在自由獨立的立場上發聲;允許革命文學自由存在，也要允許小資產階級文學、浪漫主義文學自由存在。魯迅的意見截然相反：自由人也好，第三種人也罷，“一定超不出階級”，其作品“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⑨如此偏向“階級斗爭”的價值觀，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鴻溝，恐非胡適一句“魯迅是我們的人”就可以填平。

對于魯迅的一些個人評價摘抄 篇2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沖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主席在對中國當代革命家和文學家的評價中，對魯迅的評價是最高的。在這里，他一連用了三個偉大——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為什么毛主席對魯迅的評價這么高呢?

　　這是因為雖然毛主席與魯迅從來未曾謀面，但他在閱讀魯迅的文學作品和那些雜文的時候，就為魯迅文章的深刻和尖銳所折服，魯迅的立場觀點竟然和他的立場觀點是那樣的相似，有些方面甚至還能使毛主席從中得到一些啟發。這是因為，除了他們都有一顆憂國憂民、拯救民眾于水深火熱之中的慈悲胸懷以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都有著深刻和準確的認識，并能夠用唯物主義觀點來分析和判斷當代社會，是真正的心靈相通。所以，毛主席對魯迅的贊揚是發自內心和由衷的。有的人可能會說，在我們中國共產黨內，有那么多無產階級革命家，難道就沒有和魯迅的思想相媲美的嗎?我們應該這樣認為：在老一輩革命家中，智勇雙全、英勇果敢、為革命忠心耿耿、舍生忘死的英雄豪杰大有人在。但是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運用上，和魯迅一樣有如此深刻銳利的見解，在思想領域和文學領域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中，能夠用高超智慧的膽略作出巨大貢獻的魯迅相比，還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假如把在革命戰爭中作了巨大貢獻的一些革命家文學家放到魯迅所處的那個環境中，他們是絕對不可能作出那么大的貢獻、會有那么大的影響的。

　　所以，因為毛主席與魯迅的思想是相通的，對他卓越的文學天賦、政治的敏銳和思想的深刻推崇備至，是理所當然的。

對于魯迅的一些個人評價摘抄 篇3

　　其實，胡適也非是真的認為魯迅在思想上與自己同調，是個“自由主義者”。1959年，在給吳相湘的信中，胡適對陳獨秀和魯迅的思想左轉，曾有如此一番非常痛心的追憶：“陳獨秀若不脫離北大，若不因偶然的事永離北京，他后來的思想可能不會……，而中國思想與政治的演變也可能完全大不相同。魯迅也是如此。他若不離開北京，可能不會演變到后來那樣子，我看他一九三五年給胡風的信，很感覺他晚年很痛苦，但已無法子解放自己了。”⑩

　　據此信可知，胡適晚年對自己和魯迅在思想上的左右差異，非常清楚。他之所以在1956年說“魯迅是我們的人”，重心實是落在了“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這幾個字上。同年4月1日，胡適致雷震函可資佐證。胡適說：“你們在臺北若找得到《魯迅書簡》，可以看看魯迅給胡風的第四封信，就可以知道魯迅若不死，也會斫頭的!”(這封信的主要內容，是魯迅對胡風傾訴自己被左聯掌舵人、地下黨周揚各種擺布“有苦說不出”)簡言之，胡適看重的主要是魯迅為自由而反抗的精神。

對于魯迅的一些個人評價摘抄 篇4

　　畢生致力于“開窗”的胡適，理當懷念畢生致力于“拆掉屋頂”的魯迅

　　胡適在1956年想起去世整整20xx年的魯迅，似非偶然。在大陸，自1954年底開始，全國范圍內掀起“胡適思想批判運動”。至給雷震寫信談魯迅“也會斫頭”時止(1956年4月1日)，據胡適自己統計，大陸批判他的“《紅樓夢問題討論集》，共出了三冊，《胡適思想批判》，已出到了第七輯。這十大冊，已不止二百五十萬字了”。

　　在中國臺灣，1956年的輿論環境也對胡適(本人在美國)很不利。該年10月，《自由中國》出版給蔣介石的祝壽專刊，胡適借祝壽的名義，勸蔣介石“要能夠自己絕對節制自己”“守法守憲”，約束自己的權力，做到“無智、無能、無為”。結果引火燒身。蔣經國化名“周國光”，撰寫《向毒素思想總攻擊》一書，將胡適定性為“思想上的敵人”，以“特種指示”名義秘密印發至基層單位，以“策動全體黨員有計劃的展開行動”批判胡適。這場批判持續了大半年，也是胡適決心從美國返回中國臺灣的一個重要原因。

　　胡適在1956年對魯迅的懷念，其實可以用魯迅一段演講來解釋。魯迅說：“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愿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魯迅還說，胡適當年提倡“文學革命”，好比開窗，反對聲浪是很高的;但錢玄同冒出來主張廢掉漢字，好比拆掉屋頂，胡適的“文學革命”就少了阻力，白話文隨后也漸漸流行了起來。(胡適畢生致力于從體制內“開窗”，進退維谷之時，理當懷念畢生致力于“拆掉屋頂”的魯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革命是改良的驅動力，魯迅也確實是胡適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