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案件報告（精選3篇）

農村案件報告 篇1

　　近年來，土地承包合同糾紛的大量產生，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原因。我國人多地少，戶籍制度又極大限制了農業人口的流動，農村土地一直是一種稀缺資源，且直接關乎農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但長期以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性質模糊不清，基層干部和廣大農民法律意識、合同意識淡薄，政府相關部門的監督管理缺位，加之國家近年來的惠農支農政策不斷出臺，農村土地承包引發的訴訟和信訪事件頻發不斷。及時掌握和準確處理此類糾紛，直接關系到農民的切身利益、農村的經濟發展乃至整個社會的穩定和諧。

　　一、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的基本特點

　　（一）成訟時間上的集中性

　　一方面，由于農作物的種植與收獲受自然規律的制約和影響，90%以上的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當事人往往選擇在農閑季節提起訴訟，因此往往集中在每年的秋收后和春播前。相對于其他方式承包的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農村土地承包糾紛在成訴的季節性尤為明顯。另一方面，從農村土地承包制度的歷史發展進程看，國家政策一直起到主導作用，相關立法只是將執政黨的意識上升為國家意識，使政策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因此，國家農村土地政策做出重大調整前后，也是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集中發生的時期。如國家出臺'一免兩補'土地政策后，發包方起訴承包方要求解除合同和承包方起訴發包方要求繼續履行合同的大批糾紛訴至法院。

　　（二）訴訟主體上的群體性

　　作為農業大省，黑龍江省農業人口總數為1191萬，農業人口比例高達45.8%.但相當一部分農業人口在一系列惠農政策出臺前，因經營土地成本高、收益低而外出謀生。國家從收取'兩金一費'即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調整為統一征收農業稅，再調整為免征農業稅，糧食直補、良種補貼并實行糧食收購最低保護價后，農民經營土地的成本減少，收益顯著提高。大批外出務工的農民紛紛要求回鄉務農。部分糾紛中，發包方違約明顯，承包方證據充分，勝訴率高，承包方往往選擇共同訴訟。還有很多案件，起訴時僅僅是個別村民提起訴訟，但涉及問題卻牽扯到其他村民或全體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群體利益，相當一批農戶持觀望態度。一個案件處理不當，往往引起連鎖反應，波及整個村莊甚至鄉鎮。另外，受傳統法律文化影響，農戶們往往愿意憑借人多勢眾，甚至集體上訪，贏得法院更多的理解和社會輿論的支持。

　　（三）糾紛類型上的多樣性

　　長期以來，我國的農村經濟發展模式較為單一，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完善和新農村建設的不斷深入，農村經濟發展呈現出多元、快速發展態勢，農村土地承包也隨之在承包主體、承包方式和權利義務內容方面體現出多樣性。20xx年3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確了土地承包、流轉、承包人的權利義務、發包人的權利義務、救濟方式和法律責任。首先，就承包土地的權屬而言，既有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也有國家所有、依法由農民集體使用的土地，還有權屬不明的土地。從承包土地的使用狀況而言，既有耕地，也有林地、草地。從承包者的身份而言，除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農戶外，還有外來人員以招標、拍賣、協商等其他方式進行的承包經營，且承包面積較大，贏利性明顯。糾紛類型除了常見的外出打工農民回鄉要地、出嫁女回原住所地要地及相鄰農戶之間爭地等糾紛外，還如，有的農戶因舉家搬遷到小城鎮，將所承包土地連同附著房屋一并轉讓他人，但未辦理土地承包經營權變更登記手續，后又反悔，要求受讓人返還承包地，但不要求返還房屋。有的農戶承包土地后又進行轉包，在轉包合同到期后，次承包人主張優先承包權。有的承包合同經鄉土地糾紛仲裁機構裁決予以解除，村委會在承包方未退出承包地之前，又將爭議土地另行發包，現承包戶因權利受損，起訴發包方和原承包戶要求村委會履行合同、原承包戶退出土地，產生合同之訴與侵權之訴的競合。有的農戶先起訴調整轉包費，經法院判決支持后，次承包人不履行法院生效判決，該農戶又另行起訴請求解除轉包合同。有的農戶在二輪土地承包時口頭放棄承包經營權或棄耕撂荒，村委會將上述土地另行發包，后為滿足該農戶的要地請求，村委會又在其他農戶的承包地中為其調劑，但其他農戶拒不接受調劑而引發糾紛等等。

　　二、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的成因

　　（一）合同簽訂不規范

　　1.合同主體資格混亂。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二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委員會發包；已經分別屬于村內兩個以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內各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小組發包。'但是在發包過程中，有些村委會和村民小組的職責分工并不明確，有的村委會和村民小組將同一塊地分別承包給不同的村民，還有的村民小組將土地發包后，村委會收回村民小組已發包土地，重新對外發包或租賃，引發糾紛。

　　2.合同簽訂程序不規范。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條規定，土地承包方案應當依法經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民會議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但是在實踐中，村、組違反法律規定的民主議定程序進行違規發包的情況屢屢發生，圍繞承包合同效力產生的糾紛大量出現。有些村干部甚至在發包時搞暗箱操作，擅自以低價將土地發包給親朋好友。有些村委會任意制訂土地承包方案，以'優惠條件'將土地發包給非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引起了村民強烈不滿。

　　3.合同約定內容不完善。有的沒有簽訂書面合同，只有口頭協議，一旦發生分歧，極易引發糾紛。有的雖簽有書面合同，但條款不完善、不具體，有些條款甚至違反法律規定。如土地面積無約定或約定不清，甚至有的連土地的四至都未約定，僅明確了地塊名稱。由于約定不明，雙方又各執一詞，事實和責任難以認定。有的合同沒有關于違約責任的約定，缺乏確保履行合同的制約機制，為當事人隨意違約提供了條件，出現了隨意縮短承包期、收回承包地和提高承包費，隨意調整承包地，多留機動地不尊重農民的經營自主權，強迫種植、強迫流轉承包地等。

　　（二）合同履行不誠信

　　1.發包方違約。主要包括兩種情況，一是發包方非法變更、解除合同。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條和第二十七條的規定，家庭承包的，在承包期內，非發生法律規定的事由，并經過法定程序，發包方不得收回和調整承包地。'這是該法賦予農民長期、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的核心內容。'但現實生活中，有些發包方為謀取利益，在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擅自解除土地承包合同，收回農業用地用于營利性開發建設。二是發包方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產經營自主權。依照《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條第一項的規定，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的權利。有的鄉村干部不注意尊重農民的生產經營自主權，還習慣用計劃經濟時代的思維方式和行政干預的手段對農戶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行使濫加干涉，以發展集體經濟、搞規模經營等理由強行統一種植作物，或者強制收回承包地。

　　2.承包方違約。主要包括承包方對土地進行破壞性、掠奪性經營，擅自改變土地的農業用途，拒絕交納土地承包費等情況。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七條的規定，承包方有維持土地的農業用途、不得用于非農建設的義務。土地管理法對于農業用地轉為建設用地規定了嚴格的轉用審批程序和征地、用地批準程序。在審判實踐中，一些承包人未履行法律規定的審批手續，在承包地上建設永久性建筑，甚至容許他人在承包的土地內修建墳墓牟取利益。有的承包方在承包地上建筑、取土等，造成土地荒漠化，嚴重破壞耕種條件，使農用地難以恢復耕種。還有的承包方以各種理由逾期、拒絕交納承包費，構成違約。

　　（三）土地承包管理不規范

　　1.沒有土地清冊或記載不詳。現實中，很多村委會沒有建立土地清冊，或者用手寫財務帳簿的方式代替清冊，其中不少帳簿有改動，無法確定記載事項。有的村委會建立了土地清冊，但是清冊記載不詳，承包經營的戶主有的記載為原承包人，有的記載為受流轉人；對各戶承包土地的面積、邊界記載不清，面積多為概數，諸如'道南邊'、'沙坑北邊'、'東房東邊'等劃分邊界的字樣十分常見。對于流轉方式及變更理由基本無記載，關于流轉土地的坐落、質量等級，流轉土地的用途、流轉期限沒有記載的現象更是十分普遍。承包人之間發生爭議時，村委會拿不出有力依據來證明土地使用權范圍及流轉詳情，當事人只能通過向法院起訴確認自己的權利，導致很多不必要的糾紛產生。

　　2.機動地管理不當。村集體在劃分土地時一般都會保留一些機動地不做分配，將其租賃給農戶經營，租期5至10年不等，且一般事先收取部分或全部租賃費。由于近年來國家減免農業稅，農民負擔大幅度減輕，一部分租賃戶不愿意再承擔原租賃費，甚至要求退還已預交的租賃費，雙方發生糾紛。有些村集體為了收取租賃費用，預留機動地超過國家規定的標準，未受益的農戶發現當前種地效益好的形勢，要求重新分配機動地，但原來的承包大戶不愿意退出，產生糾紛。

　　（四）土地使用權流轉不規范

　　1.轉包轉讓型。稅費改革前，有的農戶覺得種地收益不高，便將自己的土地轉給他人承包，其稅費也相應由接受者承擔。但這種農戶間自發性的土地流轉多是采用口頭協議，沒有書面協議來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或書面協議內容不具體，簽訂協議后往往也不通知集體經濟組織，更無法得到主管部門的備案。稅費改革后，原承包戶要求現承包戶退還其土地時，雙方往往各執一詞，引起糾紛。

　　2.代耕代種型。以前不少農民放棄耕種，外出務工經商，不承擔村里和國家的稅費，村干部為了能完成國家稅收任務，讓其他農戶代耕代種。代耕代種農戶履行了繳費義務，且稅改時這些耕地面積又納入了代耕代種戶的計稅面積，現在原承包戶回村，找代耕戶或村集體索要自己的承包地，發生糾紛。

　　3.重新發包引發糾紛。前一段時期農民耕種收入較低，有些農戶棄耕拋荒，外出務工，土地長時間沒有人耕種。有些農戶甚至明確表示放棄承包，將土地交回，村集體據此收回承包地，并發包給其他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但上述情況又不屬于《農村土地承包法》關于承包期內發包人收回承包地的法定情形。稅費改革后，種地收益增加，原來放棄承包經營權的農戶回村要求繼續承包，與新承包人和村集體發生糾紛。

　　（五）土地征用補償不合理、不規范

　　城鎮化、工業化和公路建設需要征用大量農村集體土地，但因，征用土地上我國現行征地制度存在很多弊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并不能分享到農地增值的收益，被征地農民往往也得不到妥善安置和合理的經濟補償，這就弱化了土地對于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農民失地后又失業，生活缺乏保障，引發了大量的群體糾紛和上訪。另外，由于法律規定籠統，加之利益驅動，農村基層組織在發放、使用、分配征地補償費用的過程中極不規范，隨意性大，特別是因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分配產生的糾紛大量產生。

　　（六）農業政策的變化

　　近年來，我國農業政策在不斷向惠農支農的方向調整。1982年開始，中央連續五年以1號文件對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保障。1991年12月7日，國務院出臺《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以行政法規的形式明確了農民應負擔的費用和勞務的范圍，減輕農民負擔。20xx年，中央1號文件明確指出，著重讓農民減負增收，通過'一免兩補'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提高了農民承包土地的積極性。20xx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作出《會關于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的決定》。國家陸續出臺的一系列扶持糧食生產，促進農民增收的政策和措施，使得土地的現實收益和預期收益大大提高，農民承包土地的熱情被重新點燃。許多在城鎮打工的農民陸續返回農村承包土地，許多被棄耕的土地開始有人爭相耕種，廣大農民紛紛主張自己的土地承包權益，導致大量糾紛產生。

　　（七）人多地少的現實

　　人多地少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大多數地方人均耕地原本就少，加之城鎮化、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基礎建設需要征用大量土地，致使人地關系'雪上加霜',再加上土地補償或土地置換不到位，從而導致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土地作為農民基本的保障和收入來源，在農民心目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涉及土地的糾紛也越來越多。

　　（八）立法不足

　　1.立法的滯后與過分概括。目前，審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的法律依據主要是《農村土地承包法》，但該法作為農村土地承包的特別法是在20xx年出臺。此前，此類案件審理的重要依據是國家政策、相關單項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出臺的《關于審理農業承包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而截止20xx年底，全國已有98%左右的村組完成了第二輪土地承包工作。另外，20xx年農村稅費改革后，關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取得、流轉、變更等新型糾紛大量產生，但因涉及政策和法律的銜接，各地對很多問題莫衷一是、做法不一。直到20xx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上述混亂狀況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緩解。從我們掌握的情況看，土地二輪承包和因農村稅費改革引發的糾紛，占近五年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的70%以上。另外，《農村土地承包法》的內容比較原則，在實務中缺乏可操作性，法院對該法理解也不一致，不能得出一個令人信服的判決結果，無形中導致了土地承包糾紛案件數量的增加。

　　2.立法對現實考慮的不足。《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土地承包以戶為單位，土地承包30年不變。但如國按照'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的基本原則執行，就會出現'一地多人用，多地一人種','亡者有土，生者無地'等現象。該法雖然規定用機動地對新增人口進行調整，但又規定，機動地超過5%的不再增加機動地，因此很多村集體現在已無機動地可調整，許多新形成的農戶不可避免地面臨著無地可種的現實。而《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有權依法承包由本集體經濟組織發包的農村土地。任何組織和個人均不得剝奪和非法限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承包土地的權利',這又間接增加了村集體在承包農戶間進行土地調劑的難度。

　　3.土地承包經營權保障不力。理論界雖然一直將土地承包經營權定義為一種用益物權，但在《物權法》出臺前，相關法律一直沒有對此明確，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權能無從發揮，從權利的取得、處分、變更及救濟途徑等方面更接近于普通債權。這種混有債權性質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無法像真正物權那樣有必要的方法和程序可以對抗來自發包人和其他行政組織的干預'.雖然《農業法》和《農村土地承包法》賦予了土地承包經營權一些接近于物權的保護方法，但在上述法律和相關司法解釋中仍更多地體現了合同法的相關內容，弱化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絕對性，導致現實中承包地被擅自收回、隨意侵犯的現象大量存在。

　　（九）法律意識不強

　　農民文化水平偏低，長期生活在熟人社會中，道德、習慣、人情對行為的引導作用大，遷就、忍耐、私了長期作為糾紛化解的主要途經，法律知識缺乏現實需求，風險責任和權利保護意識淡薄，基本法律概念不清，缺乏簽訂合同的技巧，不愿履行備案報批程序，隨意涂改證書等現象時有發生。在承包經營土地時進行掠奪性經營，破壞土地耕作層或造成土地鹽漬化，任意改變土地農業用途，不按約定交納承包費。一些鄉村干部的法律意識也比較淡薄，對耕地搞強制發包，對合同隨意變更，對簽訂的合同想變就變，使承包方的合法經營權落空，產生大量糾紛。

　　（十）糾紛調處機制不健全

　　根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的規定，土地承包糾紛可以選擇協商、調解、仲裁、訴訟四種方式解決。如果協商、調解、仲裁等訴外解決爭議機制順暢，可以有效地減少訴訟，迅速化解糾紛，防止矛盾擴大。但是協商和非訴調解都要求雙方自愿，且結果不具有強制力，而仲裁則存在機構設置不健全，仲裁效力不明確的問題。至今仍有許多地區沒有成立仲裁機構，即使成立仲裁機構也沒有開展仲裁業務，導致大量土地承包糾紛當事人不得不選擇訴訟，增加了當事人和人民法院的負擔。而法院審理案件要受相應程序法的限制，審理周期較長，容易延誤農時，使農村土地承包合同糾紛和農民權益得不到及時處理和保護，引發農戶集體上訪，農戶維權的成本也隨之提高，形成惡性循環。

　　三、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案件數量多，增長趨勢明顯

　　20xx年國家實行農村稅費改革時，黑龍江省被列為全部免征農業稅和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試點省份，廣大農民種糧積極性空前高漲，許多在城鎮打工的農民走回家門承包土地。新一輪的土地承包熱與1998年農村土地二輪承包時的冷清形成鮮明對比，許多被棄耕、撂荒的土地開始有人爭相耕種，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數量日益增加，其中1998年至20xx年期間流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在20xx年以后發生的糾紛逐年增加，所占比例居于首位。以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齊齊哈爾市和綏化市為例。哈爾濱市兩級法院20xx年受理農村土地承包糾紛一審案件537件，20xx年受理1217件，20xx年僅上半年就受理1459件，案件數量呈逐年大幅上升的趨勢。齊齊哈爾市兩級法院20xx年受理土地承包糾紛案件579件，20xx年受理1244件，20xx年受理1447件，增加趨勢也較為明顯。綏化市20xx年至20xx年上半年全市兩級法院共審結一、二審各類農村土地糾紛案2316件，其中20xx年325件，20xx年782件，20xx年801件，20xx年上半年即達到408件。

農村案件報告 篇2

　　近幾年來，因農村鄰里之間的矛盾而引發的刑事案件有不斷上升的趨勢，為充分發揮檢察化解社會矛盾的職能，我們對X年辦理的因農村鄰里之間糾紛引發的刑事案件進行了調查分析，以利于引起社會各方面的高度重視，共同做好農村社會和諧穩定工作。

　　一、X年辦理此類案件的基本情況

　　X年，X縣人民檢察院受理縣公安局提請批準逮捕的案件，涉及到農村因鄰里糾紛引發的刑事案件有16件20人。其中：涉嫌故意傷害罪13件13人，涉嫌故意殺人罪1件1人，涉嫌過失致人重傷罪1件1人，涉嫌聚眾斗毆罪1件5人。從犯罪主體的基本情況上看：在文化程度上，涉案人員的文化程度均偏低，其中文盲2人、小學文化程度5人、初中文化程度13人；在年齡結構上，以青壯年為主，其中：20歲至40歲的有11人，41歲至50歲的有3人，50歲以上的有6人，最大的為62歲。在生理上有殘疾的1人，在精神上有限定責任能力的1人。從犯罪的主觀方面來看，大多數犯罪嫌疑人是在一時沖動情況下，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絕大多數無犯罪預備。大多數涉案人員在犯罪后都后悔當初的行為不應該，沒有想到后果，愿意賠償被害人的經濟損失，希望得到被害人的諒解，但因大多數被害人提的要求過高，雙方一時難以達到和解。從犯罪客體方面來看，侵犯客體主要侵犯的是他人的人身權，即身體健康權。從犯罪的客觀方面來看，大部分是造成輕傷害案件，在被害人中有1人死亡、4人受重傷、11人受輕傷，給被害人的身體、家庭、經濟等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傷害，給社會帶來了不穩定的因素。

　　二、因鄰里糾紛引發刑事案件的特點

　　1、引發鄰里糾紛的原因相對簡單。一是為地基、邊界、水溝等引發的糾紛有8起。農村住建受自然條件的限制，沒有正規的審批手續，住戶一般有私自擴大房前屋后等宅基地的情況，將不屬于自己的地基占為已有。如：X年2月，公安機關提請批捕的犯罪嫌疑人賈大國涉嫌故意傷害一案，住X縣盛康鎮賈廟村2組的賈大國，在其家門前水井打水時，鄰居賈剛波說賈大國水井的水流到其家門前的水溝里，又說賈大國家的柴垛占了其家地界，雙方引發爭吵后撕打在一起，賈大國用手中的釘耙朝賈剛波頭上砸，造成賈剛波損傷屬重傷的嚴重后果。二是為小事引發爭吵而發生有3起。如：X年6月，公安機關提請批捕的犯罪嫌疑人胡順旺涉嫌故意傷害一案，住X縣趙灣鄉青龍山村1組的胡順旺與本組村民王興旺因糾紛雙方發生爭吵，繼而相互撕打，胡用隨身攜帶的彈簧刀將王腹部戳傷，造成重傷。三是因懷疑、猜疑對方、心胸狹窄而引發的有2起。如：X年8月公安機關提請批捕的犯罪嫌疑人李清明涉嫌故意傷害一案，住X縣冷集鎮團湖店村7組的李清明因懷疑鄰居杜定富與其妻子有不正當的男女關系，既懷恨在心，趁杜經過其門前之機，用西瓜刀朝杜身上連砍十余刀，致杜定富受重傷。

　　2、因鄰里之間平時不注意細節，癡笑殘疾人被對方懷恨在心，產生不正常的報復心態，致使惡性案件的發生。如：X年4月，公安機關提請批捕的犯罪嫌疑人胡春英涉嫌故意殺人案，住X縣紫金鎮將軍坪村1組的胡春英（女）是個聾啞人，因鄰居程賢菊經常對其翻眼睛，胡春英感到低人一等，便準備了一瓶“甲拌磷”農藥伺機報復。X年3月12日下午3時許，胡春英見程賢菊上山撿柴，便跟蹤上山后，胡春英用手指擦臉作羞辱程賢菊的動作，繼爾相互撕打，胡春英把程賢菊按倒在地后，將農藥灌入程賢菊口中，致程賢菊中毒死亡。

　　3、鄰里之間發生矛盾糾紛后，互不相讓，互不諒解，看誰的勢力大，導致雙方矛盾激化而走上犯罪的道路。如：X年6月，公安機關提請批捕的犯罪嫌疑人魯海濤、魯海軍、李衛星、張泉等人涉嫌尋釁滋事案，住X縣廟灘鎮檀樹灣村6組村民魯來生在田里拔草亂扔石頭，與鄰居陳玲發生爭吵后，魯來生的妻子即給在外地打工的魯海濤、魯海軍打電話，叫他們回來幫忙，從而引發一場情節惡劣的尋釁滋事案。

　　三、因鄰里糾紛引發刑事案件原因

　　1、法制觀念淡薄，發生矛盾糾紛后不能用正當途徑或者法律手段解決。有的村民不知法、不懂法、不會用法、不會依法維護自己的權利，遇到矛盾糾紛，不通過正當途徑或者法律手段解決，不能雙方友好地、相互諒解地來解決問題，而是不管是違法還是犯罪，不考慮將要承擔的法律責任和法律后果，采取極端的方式和不合法手段，使民事糾紛轉化為刑事案件。

　　2、村民的土地邊界、房屋地基等沒有明確的界定而引起。由于受農村自然條件的限制，原有的土地邊界、房屋地基等沒有經過嚴格的規劃，正規的審批程序，造成邊界、地基不很明確，不很具體，鄰里之間關系能處理好的，彼此都無事；鄰里關系之間一旦處理不好，產生了矛盾，輕則鄰里不和，相互辱罵、撕打，重則導致走上犯罪的道路。

　　3、基層組織對鄰里糾紛引發的矛盾后調處工作有欠缺。鄰里糾紛引發的矛盾發生后，有的不是直接找村干部解決，有的村干部聽說后就不重視、不去主動協調解決，很多時候都有多一事不好少一事的思想。有的雖然找村干部解決，但由于糾紛雙方分歧較大，村干部也想盡心盡力把糾紛解決好，但受到一些條件的制約，也只好有心無力地盡到責任算了，不追求從根本上解決矛盾，缺乏解決矛盾的有效辦法。

　　4、執法辦案單位有的存在為完成逮捕、起訴的任務，就案辦案，不重視化解矛盾糾紛，促進刑事和解，存在單純辦案思想，只重視實體，只重視犯罪行為構不構成犯罪，能調解的就簡單調解一下，一時調解有困難的不能夠做耐心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不能夠想方設法把雙方的矛盾化解掉，不去積極爭取把雙方的糾紛矛盾平和的化解掉，爭取雙方互相諒解，在以后的生活相處中平和對待。

　　四、處理鄰里之間矛盾的建議。

　　積極化解社會矛盾，合理合法的處理好鄰里糾紛對構建和諧社會意義重大，因此在處理鄰里糾紛引發的刑事案件的過程中，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提前預防，將矛盾化解在基層。一是建立健全人民調解機制。加強宣傳教育，增強村民矛盾發生后平和調解意思。鄰里糾紛發生后，當事人首先想到的應該是申請基層組織進行調解。另一方面，基層組織若能迅速介入，積極主動地開展

　　卓有成效的調解工作，就可以將絕大多數矛盾化解在萌芽狀態，避免或者減少刑事案件的發生。二是加強民間矛盾糾紛信息反饋工作。矛盾糾紛要得到及時調處，糾紛信息渠道必須暢通。矛盾糾紛發生后，有關部門或基層調解組織得不到信息，也就失去了有效調處的時機。這種情況下矛盾糾紛就容易被擴大、激化。因此要建立矛盾糾紛信息收集機制，便于有關部門和調解組織在第一時間得到信息后及時介入、處理。

　　2、堅持“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做好刑事附帶民事部分的調解工作。對鄰里糾紛引起的刑事案件在審理中應當貫徹“當寬則寬，該嚴則嚴，寬嚴相濟，罰當其罪”的刑事政策。對一時沖動引發的刑事案件，事后確有悔改表現的，積極彌補被害人經濟損失的，應當從輕處罰。而對主觀惡性大，召集他人參與械斗的，則應當從嚴處罰，以發揮法律的教育、引導功能。對刑事附帶民事部分的審理，則應當傾力做好調解工作，盡力引導雙方達成賠償協議，減少雙方的對抗，實現雙方和解。

　　3、積極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做好法制宣傳工作。和諧社會并不是沒有矛盾的社會，而是根據矛盾的不同性質和矛盾涉及的不同利益關系，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使矛盾得到有效化解的社會。檢察機關在綜治維穩工作中，要通過送法下鄉進村、送法進校園、送法進工廠等方式傳播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讓公民在面對矛盾糾紛時能夠理性地采取合法手段有序化解，實現社會的和諧穩定。

　　4、認真抓好檢察環節刑事案件的矛盾化解工作。檢察機關在刑事案件中擔負著重要的職責，貫穿于刑事案件的全過程。因此，在檢察機關內部建立刑事案件社會矛盾化解機制十分必要。在辦理鄰里之間引發的刑事案件中，可以通過實行矛盾評估、制定方案、促進和解、化解矛盾、回訪考察等途徑，及時修復因刑事案件而破損的鄰里關系，防止因矛盾的激化而引發次生犯罪。

農村案件報告 篇3

　　農村土改房屋是指在1951年依照《中國土地改革法》確權登記的農村宅基地房屋。此類房屋雖建成年代久遠，房屋本身的價值有限，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這些房屋大都被列入了拆遷范圍。拆遷政策的優惠條件使得房屋具有了大幅升值的空間，導致了此類房屋權屬糾紛案件日益增加。由于農村土改房屋的權屬糾紛案件涉及的法律關系復雜，審理案件所必要的原始資料又因歷史原因欠缺不齊，造成在認定農村土改房屋權利歸屬的過程中存在諸多難點和爭議。為正確、及時審理房屋權屬爭議案件，保證拆遷工作的順利進行，我院對XX年一XX年10月以來審理的78件因拆遷引起的農村土改房屋權屬糾紛案件進行了專題調研。

　　一、農村土改房屋權屬糾紛案件的特點

　　1、房屋年代久遠。土改房屋大都建成于建國前、建國初期。多數房屋的自然狀況及其管理、使用情況、權屬更迭情況變遷很大。房屋的書證資料有不少已經遺失湮滅，了解房屋權屬狀況的證人大都已故或年高體弱無法出庭作證。因此土改房屋權屬案件的調查取證工作具有相當的難度。

　　2、涉及民事法律關系復雜。大部分案件均是房屋產權、繼承、析產等法律關系交織在一起。通常還涉及過去法律、法規不健全年代的一些不規范的審批行為，大大增加了審理工作的難度。

　　3、涉及當事人眾多。土改房屋權屬糾紛大多發生在家庭內部成員或親戚朋友之間。因過去年代的家庭人口一般較多，加之涉及繼承，造成可能享有權利的當事人眾多，且直系、旁系、血親、姻親等關系混雜在一起。在起訴時，部分權利人并未參加訴訟，造成案件通常需要追加多個必要共同訴訟的當事人，審理案件所需的周期較長。

　　二、農村土改房屋權屬糾紛所涉及的若干疑難問題分析

　　（一）1951年土地房產所有證存根的法律效力問題。

　　土改房屋確權的主要依據應當是當時頒發的土地房產所有證。在土改房屋權屬爭議的訴訟中，因頒證年代久遠，當事人大都無法提供土地房產所有證的原件，用以證明土地房產權屬的都是在檔案管理部門查檔調取的土地房產所有證存根的復印件。由于1951年的房產檔案管理中尚無注銷的制度，爭議房屋的權屬如果發生合法的變更登記，在原存根證上是沒有注銷記錄的。因此，我們認為，此類土地房產所有證存根不能當然作為房產權屬的憑證，應當區分不同情形，認定其效力。

　　1、爭議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記后未再換領產權證，房屋權屬應以土地房產所有證存根記載的登記為準。土改確權一般以登記為準，因此一般應確認土改時頒發的土地房產所有證有效。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爭議房屋由部分共有人進行了未超過原房屋建筑面積的翻、改建，但未經過相關批準，部分共有人對爭議房屋的翻、改建可視為對原房屋的修繕。房屋權屬仍應以土改登記為準。翻、改建的費用可由全體權利人分擔。如果爭議房屋由部分共有人進行翻、改建，并經過相關批準，領取了私房建筑執照并取得房屋的房產、土地證，則應當認為原房屋已經滅失，原宅基地已經批準用于新建房屋。在其它權利人不能舉證證明翻建人是代表全體權利人進行新建房屋的情形下，原1951年的土地房產證存根不再具有效力，房屋權屬歸在1951年之后頒發的房產證記載的權利人所有。

　　2、爭議房屋在1951年土改登記后又換領與土改登記相沖突的產權證時，土地房產所有證存根的效力問題。

　　無錫市在19xx年左右對全市的農村宅基地房屋重新進行了普查與登記，并換發了相應的房產、土地證。由于19xx年登記的權利人與土改登記的權利人往往是不一致的，如何正確認識兩種權利憑證是審判實踐中最感到困惑的問題。

　　1951年的土地改革是我國對農村房屋進行的首次分配登記，房屋權屬一般應以土改登記為準。19xx年進行的房屋產權登記，屬于換證行為，其確認新的權利人應當經過合法程序。

　　(1)19xx年換證時，如果是以原土地房產證記載的所有共有人的分家析產協議為依據，對房屋進行權利登記，所確認的權利人應為爭議房屋的所有權人。原土地房產證已被合法變更登記。

　　(2)19xx年換證時，僅以祖遺房屋為由部分共有權人或其它親屬領取房產證，應認為是部分共有權人代表全體權利人領取房產證或侵權行為，爭議房屋權屬仍應以土改登記為確權依據。

　　(3)爭議房屋已經經過土改確認的共有權人的分家析產，但在19xx年換證時未按析產協議領證，仍由部分共有人領取產權證。我們認為，如果分家析產協議已實際履行，即支付了歸并款、分割了房屋、交付了房屋等，分家析產協議仍應是有效協議。部分共有人領取產權證，不是對分家析產協議的否認，而應視為代表其他權利人領取產權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農村傳統風俗和習慣，分家析產協議往往欠缺家庭成員中女兒的簽名。這種協議是否因為欠缺共有人簽名而導致無效，應慎重對待。在分家析產協議已經實際履行，當事人也能舉證證明未簽名的共有權人知曉分家一事而未表示異議的情形下，應認為未簽名的共有權人對分家析產默示同意，維持協議的效力。

　　（二）1951年土地房產所有證共有權人的認定問題。

　　1950年11月25日中央內務部頒布的《關于填發土地房產所有證的指示》第6條規定“土地證以戶為單位填發，是合于現在農村經濟情況的。但應將該戶全體成員的姓名開列在土地證上，不能只記戶主一人姓名，以表明此項土地房產為該戶成員（男女老幼）所共有。”因此，土改時，在土地房產所有證上登有姓名的全體家庭成員，包括只登記戶主姓名但注明了家庭人口數，在數之內的家庭成員，都是房屋的共有人。

　　土改至今已有五十多年歷史，當事人在訴訟中往往無法提供記載有家庭成員姓名的土地房產所有證原件，當事人提交的存根件上僅記載有戶主姓名和家庭人口數。如何確認在數之內的家庭成員，也是此類訴訟中的難點。

　　我國在1951年尚未實行戶籍登記制度，現存有據可查的戶籍資料是1955年登記檔案。如果教條地要求當事人提供1951年的戶籍資料來說明土改時在數之內的家庭成員，是不尊重歷史事實的。在審判實踐中，可由雙方當事人自行確認在數之內的家庭成員的身份及姓名。如雙方無異議的家庭成員出生年代均在1951年之前，當事人可以提供的1955年戶籍登記情況又與雙方當事人的自認無矛盾之處，則可以按雙方當事人確認的家庭成員作為爭議房屋的共有權人。如雙方當事人無法確認相一致的在數之內的家庭成員，則可要求雙方當事人進一步對各自的主張舉證。法官可根據其它旁證材料，以當事人主張的家庭成員是否合乎情理、是否合乎風俗習慣為標準，判斷當事人主張在數之內家庭成員的合理性。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在數之外的家庭成員也存在可被酌情認定對土改房屋享有共有權的可能。根據最高人民法院（1986）民他字第6號《關于土改后不久被收養的子女能否參加分割土改前的祖遺房產的批復》精神，土改后不久出生的子女或養子女，長期管理、居住使用土改前祖遺房產，且無其他住處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確認其享有產權并參加析產。最高院的批復對“土改后不久”時間段未有明確規定，依照省高院1994年《關于審理房地產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的規定，“土改后不久”時間段應掌握在五年之內。

　　（三）涉及拆遷的農村土改房屋權屬糾紛標的物的確認問題。

　　房屋權屬糾紛的確權標的當然是爭議房屋，但涉及拆遷的房屋權屬糾紛的特殊之外在于有些爭議房屋已經被有關部門拆除，有些房屋雖未拆除，但已被列入拆遷范圍。發生房屋權屬糾紛后，當事人往往以房屋尚未確權，阻撓拆遷，甚至向法院申請訴訟保全，要求保全房屋、暫緩拆遷。為保障城市建設的順利進行，避免對拆遷進展的負面影響，應正確認識涉及拆遷的房屋權屬糾紛的標的物性質。

　　我們認為，依照國家相關政策進行的房屋拆遷安置，是合法行為，爭議房屋被拆除并不代表房屋的毀損、滅失，爭議房屋的權利依然存在。因爭議房屋的權屬糾紛與爭議房屋的拆遷安置糾紛屬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在訴訟中，確認爭議標的，應區分不同情況：

　　1、爭議房屋列入拆遷范圍，但尚未拆除的，尚未簽訂安置協議的，確權標的當然是房屋。由于房屋是否拆除，并不影響此類房屋權利歸屬的確認，考慮到權屬糾紛訴訟周期較長，而拆遷工作也有較強的緊迫性，對當事人申請財產保全，要求有關拆遷部門暫緩拆除房屋的，一般不應予以準許。是否拆除房屋由拆遷部門按照相關拆遷政決定。對當事人申請暫緩安置房屋的分配、交付的，應當予以準許，并要求相關部門協助執行，以避免錯誤安置帶來新的糾紛。

　　2、爭議房屋已被拆除，拆遷人已經與名義權利人簽訂安置協議，但尚未交付具體安置房屋的。因無明確、具體的安置房屋，確權的標的仍應是被拆除的房屋。房屋的不存在，不影響確認之訴的進行，當事人仍享有以被拆除房屋的合法權利人身份向有關部門主張安置的權利。

　　3、爭議房屋已被拆除，拆遷人與名義權利人簽訂安置協議，且也交付具體安置房屋的。這是在實踐中最具爭議的一種情形。有觀點認為，爭議房屋已被拆除，且亦交付了明確、具體的安置房屋，原房屋的一切權利均不存在，應當直接以安置房屋作為確權標的。對此，我們持有不同意見。

　　首先，房屋權屬關系與拆遷補償安置關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法律關系。直接以安置房屋作為確權標的，必然涉及對安置協議合法性的審查。如果確權結果是房屋的所有權人發生了變化，則安置協議是否有效已經存有疑義，直接對安置房屋確權失去了法律基礎。

　　其次，在拆遷補償安置關系中，原房屋與安置房并不是簡單的一等一的置換關系或賠償關系。依照拆遷政策，當事人對安置方式有多種選擇，當事人也可放棄部分安置權利。同時，依照拆遷政策，在增加共有權人或權利人變更的情形下，拆遷人也可能存在應增加安置房屋的義務。由于原安置協議不是房屋真正權利人的真實意思表示，直接以安置房屋為確權標的，則可能會損害真正權利人的合法利益。

　　再次，拆遷安置協議一經簽訂，就是協議載明的被拆遷人取得房屋所有權的合法依據，在該協議未經正當程序被宣告無效或撤銷之前，法院可否直接變更安置房的權利人，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們認為，在安置房屋已經交付的情形下，如果發生權屬爭議的當事人對安置協議無爭議，同意接受安置方案的，法院可以依照被拆遷房屋的權利歸屬直接對安置房屋進行確權。如果發生權屬爭議的當事人，不接受安置協議，僅要求對原房屋確權的，法院仍應以原房屋為確權標的，明確各方當事人的權利。判決確認的房屋權利人向拆遷人主張權利的，屬于另一法律關系，雙方可另行處理。當然，拆遷人如果是善意、有償與原被拆遷人簽訂安置協議，一般應當維持原安置協議的效力，以維護拆遷工作的嚴肅和有序。至于真正權利人所受到的損害可以通過要求擅自處分他人或共有人財產的侵權人賠償損失的方式獲得救濟。

　　（四）農村土改房屋權屬糾紛中的事實收養關系的成立及解除

　　認定問題。

　　土改房屋權屬糾紛通常是與繼承糾紛并存的，其中涉及的收養關系多數是在收養法實施前形成的事實收養，如何認定事實收養關系的成立及解除，也是此類糾紛中的難點。

　　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作出的《關于關于許秀英夫婦與王青蕓間是否已事實解除收養關系的復函》中指出“一九三七年王青蕓兩歲時被其伯父王在起、許秀英夫婦收養，并共同生活了二十年，這一收養事實為親戚、朋友，當地群眾、基層組織所承認，應依法予以保護”，“雙方未以書面或口頭協議公開解除收養關系……以認定許秀英夫婦與王青蕓的收養關系未事實解除為妥”。根據批復的精神，在審判實踐中確認事實收養關系的成立應具備下列條件：

　　1、當事人之間須有共同生活的事實。即當事人之間以父母子女的身份長期發生撫養或贍養的生活關系。具體可表現為當事人相互間都公開承認養父母子女關系，相互使用父母子女的稱謂，或子女隨父母姓氏，或有收養文書、或申報戶口登記等。一般應以“長期共同生活”為確認事實收養的依據。

　　2、須有群眾和親友的公認。即群眾和親友公認當事人之間以養父母與養子女關系長期共同生活。最了解當事人的真實情況的就是當事人的親友和鄉鄰，他們的看法對確定當事人間的關系性質的重要證據之一。

　　3、須有基層組織的承認。基層組織作為群眾自治性組織，負責當地群眾的日常事務管理，對當事人間長期共同生活的關系性質有清楚的了解。基層組織的承認是確定當事人間關系性質的主要證據。

　　在審判實踐中難以把握的是如何認定事實收養關系的解除。在事實收養關系成立后，雙方當事人又因各種原因，做出一些行為，如將雙方戶籍分開、養子女遷回親生父母處居住、雙方在各自檔案中不再填寫收養關系等。是否因此可以認定雙方當事人已經以行為表明解除收養關系？收養關系是擬制血親關系，可因當事人的協議而成立，也可因雙方的協議而解除。1992年實施的收養法的規定也強調了收養關系的協議性質。收養法規定了解除收養關系的兩種方式，一是依當事人協議而解除，二是依當事人一方的要求以訴訟方式解除。可見立法所強調的是收養關系因協議產生，也因協議解除，協議不成的，須以訴訟方式解除。不認可所謂的因當事人一方、或雙方的某些行為而事實解除收養關系。所以，在認定事實收養關系當事人雙方是否解除收養關系時，應當參照現行立法的精神及收養的實質，強調以當事人雙方以書面或口頭協議形式公開解除為標準。

　　（五）農村土改房屋權屬糾紛中的訴訟時效問題。

　　農村土改房屋權屬糾紛中涉及的訴訟時效問題有兩種情況：

　　1、19xx年換證時的公告時間是否應認定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的時間？

　　19xx年對土改房屋進行換證時，通常是經過了公告程序的，被告因此抗辯原告應當在公告之時知道權利被侵害，原告遲至現在起訴已超過二年的訴訟時效期間。我們認為，頒發房屋產權證之前的公告，是頒證機關為保證頒證的正確性，對擬頒證的情況在一定范圍內向社會公布，征求利害關系人或其他人的異議、意見的行為。這種公告不具有已將房屋產權情況告知全體利害關系人的法定效力。簡單地將公告時間認定為“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的時間缺乏法律依據，被告應證明原告知曉公告且無異議。

　　2、關于繼承的訴訟時效規定與《民法通則》中訴訟時效規定的適用對象問題。

　　《繼承法》第8條規定：繼承權糾紛提起訴訟的期限為二年，自繼承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利被侵犯之日起計算。但是，自繼承開始之日起超過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訴訟。《民法通則》第135條、137條規定：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2年，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訴訟時效期間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但是，從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超過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有特殊情況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長訴訟時效期間。二者規定的差異之處在于兩種訴訟時效期限的起算日期是不同的，繼承的20年時效是自繼承之日起計算，《民法通則》規定的20年是自繼承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計算。

　　《繼承法》是1985年頒布生效的，《民法通則》是1987年施行的。對《民法通則》頒布生效后怎么適用這兩部法律關于訴訟時效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77條作出了司法解釋：“繼承的訴訟時效按繼承法的規定執行，但繼承開始后，繼承人未明確表示放棄繼承的，視為接受繼承，遺產未分割的，即為共同共有。”上述司法解釋有兩方面的含義，第一，在繼承開始后，繼承人接受繼承（包括明確表示繼承和視為接受繼承）但遺產未分割的，即為共同共有，不適用繼承法關于繼承權的訴訟時效，而應適用《民法通則》關于共同共有所有權保護的訴訟時效。第二，在繼承權被侵害時提起繼承訴訟時，應適用《繼承法》第8條關于2年或20年的訴訟時效規定。

　　在土改房屋權屬糾紛中遇到的繼承大都屬于在繼承開始后，繼承人接受繼承但遺產未分割之情形，有關訴訟時效應適用《民法通則》的規定。但是，在審判實踐中也遇到過特別的情形，即在繼承開始后，繼承人未分割遺產，但遺產已被非繼承人占有取得（侵權未超過二十年）。繼承人在繼承開始（被繼承人死亡之日）二十年之后，才提起確權訴訟。這種糾紛是屬于繼承權糾紛還是侵權糾紛，適用何種訴訟時效規定，在實踐中做法不一。我們認為，繼承權糾紛屬于民法通則規定的侵權糾紛的一種類型，《繼承法》與《民法通則》對這種侵權糾紛規定了兩種不同的訴訟時效起算點，給審判實踐帶來了混亂。從法理角度來講，《繼承法》是民法中的單行法，不得違背基本法，同時，《民法通則》頒布生效在《繼承法》之后，其基本原則應視為對前法與之矛盾之處的修正。從實踐角度來講，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后二十年才知道權利被他人侵犯，按照《繼承法》的規定不得再提起訴訟，實際上剝奪了房屋繼承權人法定的、正當的、合理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