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文章選讀》教學設計

　　孔子倡導的社會結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致命的問題在于，當君王不盡君王的責任時，或君王胡作非為時，人們沒有正當合法的途徑去糾正君王的錯誤或更換君王。對這個難題，孔子心里是明白的，但是他沒有找到或不敢（不愿？）提出解決的辦法。對比之下，孟子則鮮明地指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中國的歷史中，是他第一個明確主張，民眾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朝廷的利益要服從民眾的利益，君王的利益要服從民眾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
　　為了約束君王的行為，孟子主張在任命或罷免官員的問題上，不能由君王一個人說了算，也不能由少數幾個大臣說了算，而是必須要征求國人的意見；在定罪量刑上，也不能由君王一個人說了算，也不允許君王的親信左右或大臣私自說了算，同樣必須征求國人的意見。對于不稱職的君王，孟子以大無畏的精神提出：“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在君臣關系上，孟子也堅持人格的尊嚴與平等，他曾當面對齊宣王說：“君之視臣為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
　　事實上，孟子的上述主張，都是孔子未曾提出過的，這表明孟子的學術思想、政治理念與孔子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嚴格說來他們并不是一個學派，孔孟并非一家。其實，孟子與孔子思想存在著本質不同，封建帝王及其御用文人心里都是明白的。朱元璋當上皇帝后，對《孟子》一書的許多主張都大為惱火，一怒之下要把孟子像從孔廟里遷出，但是他冷靜下來后卻發現把孟子像放在孔廟中實在是太有必要了。這是因為，只要宣揚孔孟一家，那么孟子便永遠屈居亞圣地位，孟子思想主張的正確與否，也就必須以孔子思想為準；這樣便可以用正圣壓制亞圣，用孔子的思想埋沒孟子的思想，從而扼殺了孟子倡導的民主思想的傳播。
在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代，墨子主張民眾有權參與國家政事，墨子的信徒還建立了嚴密的團體組織，為實現自己的主張而身體力行。對比之下，孟子則屬于理論家，而不屬于政治家，他希望從理論上說服君王采納一種類似“君主立憲”的管理方式。但是，對于封建專制帝王來說，最有價值的學說，乃是孔子的主張，因為孔子的主張有助于維護既成的格局，這是期望著永遠坐穩天下的皇帝最歡迎的（打天下的人都不用孔子的學說）。因此，孔子及其學說備受歷代封建帝王的禮遇，而墨子的學說則受到了冷遇，孟子的學說則受到了“招安”。遺憾的是，個中奧妙，一般文人學者，并不明曉；至于普通百姓，更是被蒙在了鼓里，其標志即相信“孔孟一家”。
孟子的人性本善思想
　　孟子把道德規范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同時把人倫關系概括為五種，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認為，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為重要。仁、義的基礎是孝、悌，而孝、悌是處理父子和兄弟血緣關系的基本的道德規范。他認為如果每個社會成員都用仁義來處理各種人與人的關系，封建秩序的穩定和天下的統一就有了可靠保證。
　　為了說明這些道德規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思想。他認為，盡管各個社會成員之間有分工的不同和階級的差別，但是他們的人性卻是同一的。他說：“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于人而疑之？圣人與我同類者。”這里，孟子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擺在平等的地位，探討他們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這種探討適應于當時奴隸解放和社會變革的歷史潮流，標志著人類認識的深化，對倫理思想的發展是一個巨大的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