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來古典詩詞月亮意象研究綜述

(四)月亮是超拔脫俗的人生志趣的象征。孟修祥把月亮作為高潔、光明的象征，“詩人從月亮的皎潔、清寧與安詳和藹之中看到了自我的高潔與純粹；月亮猶如一面鏡子，從中關照自我，而自我又帶著月亮的特性。”[15]孟文結論的得出更多的在于把月亮皎潔的視覺特征與人品的高潔作類比。傅道彬似是更進一步，他從月亮的“永恒”的象征意義推演出月亮“又成為士大夫逃避紛紜的現實苦難、超群拔俗、笑傲山林的人格化身，在否定了現實的功利的人生目的和道德之后，月亮就成為一種飄逸的風范。”[5](p65)楊芙蓉同樣選取李白的《月下獨酌》為典型詩例，強調古代詩詞中的月亮意象已不是一種純然的客觀物象，而是詩人自身飄逸風采，瀟灑氣度的人格化身。“詩人達到了一種超現實的審美境界，紛擾相爭的現實世界已全然拋到了腦后，將心緒系于純潔澄澈、永恒的自然之月身上，獲得身心的寧靜與升華。這是文人士大夫常常追求的‘道’家境界。”[2]把月亮意象的這一象征意義與傳統的道家思想結合起來。王力堅也提到，月亮所具有的超然審視點，“使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在開拓一個絕、寥廓、遙渺、邃遠境界的同時，亦展現出作者那哲人般沖融而澄靜的心境。”[23]周新認為月亮以其寧靜安謐的神韻和玲瓏晶瑩的光彩，引發出詩人妙悟宇宙萬籟的空靈情懷，“成為詩人借以逃避現實苦難，超群拔俗，笑傲山林的人格化身。”使詩人“頓悟人生禪機，達到了‘物我兩忘’、‘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
總體上看，目前學界對月亮意象的象征意義和情感內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上幾個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學者們對“象征意義”和“情感內涵”并未作出界定，往往是同時使用；或者是有的用“象征意義”，有的用“情感內涵”，但是探討的內容大體不逸出上面的總結。
   
    三對個體詩人作品中的月亮意象的探討，也是研究重點之一，其中又以對李白詩月亮意象的研究最為集中，且呈現出逐漸深入的特點。具體而言，80年代初期，從詩歌藝術、創作心理、美學特征等角度展開論述的文章，還很少或處在相對較淺的層面上，而且文章的結尾處往往拖上一條批判的尾巴。如肖文苑總結了李白寫月詩“格調多變，感情強烈”、“比喻生動，聯想豐富”、“表現巧妙，構思新穎”的藝術特色，但是論述相當簡單。在文章結尾，他指出了李白寫月詩的“局限性”：“李白對月的追求，有時是為了個人的解脫，消極避世，及時行樂。這些都是應當給予批判的。”[25]楊知秋也通過對李白詩中月亮意象的感性分析，認為李白一生喜愛月亮，追求光明，但“在伸手不見掌，提燈晝行的封建社會里，很難見到一線光明。到頭來，還是落得一個捉月而死的結局。”[26]盡管這類文章的論述簡單，硬加上去的“尾巴”也缺乏認真的學術思考，但對以后的研究還是有一定影響的。80年代中期以后，也有很多論文致力于探討李白鐘情于性方面，李白的作品都顯示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他不僅注意刻畫月亮的形態，突出月亮的客觀存在，而且還力圖把握月亮與自我人格同構的哲理神韻，將自我與明月融化到宇宙間，從永恒的自然法則與多變的人生風云的對比中，感悟月亮對人生的啟迪，從而凈化自我、超越自我。”[29]呂華明從“時空跨越、情感跨越、任俠性、儒俠性、道俠性以及親情、友情”等方面，總結了李白月意象的思想內涵和藝術風格，認為李白在寫月時打破了前人的規范，刻畫了前人從未描寫過的月的景境。“李白對月的描寫，有兩種是前人所沒有過的，一個是‘沙月’，一個是‘石上月’。這兩種月的物象給人的感覺是凝固性多于流動性。”“以沙和石作月的陪襯，從人們流動的意象中發掘出超流動的意象，這就是李白沙月和石上月在文學創作中的貢獻。”并且指出李白在其詩歌中非常善于塑造月之氣氛。“李白用不同的筆觸，塑造了兩種不同的月之氣氛：寧靜平和，寧靜淡愁。”[30]王德春比較分析李白詩中日、月意象，“日意象經常與詩人的事功意識相聯系，表現的是其積極而嚴正的追求；月意象則往往以其母性的光輝呼喚著詩人的溫情，更多地表現了其浪漫的詩人情性。”[31]雖非針對月亮意象的專門之論，但通過比較，使得月亮意象的特征更為突出，不失為一種好的方法。李白之外，蘇軾、王昌齡作品中的月亮意象也得到了較多的關注。陳迎輝認為蘇詞中月亮意象內含的“托意懷人的現實關照”、“豁達超越的哲學關照”、“靜穆孤獨的本體關照”，體現了蘇軾生命境界的三個層面，“月意象并非蘇軾剎那間審美感受所得到的心靈對應物，而是一個具有精神原型性質的意象，它承載著蘇軾自身所積淀的文化信息、生命信息和美學追求。”[32]傅異星從“對家鄉親友的懷念糾合他的人生感慨”的“現實層面”和“將生命流逝的沉痛包含在豁達的人生觀中，體現他對生命的清醒認識和主動把握”的“哲理層面”，分析月亮意象的內涵。并且通過對蘇軾“水月”意象的分析，指出其闊大澄明的人生境界正是通過對“水月”的描寫實現的。[33]孫芙蓉認為“月亮”是王昌齡七絕中最成功的意象。文章分別分析了王昌齡邊塞詩、宮怨詩、送別詩中的月亮意象，認為“征人月因包含深沉悠遠的歷史內涵而顯得悲壯空曠，宮人月因體現幽愁哀怨的宮女情而顯得凄冷孤寂，友人月因寄托真摯深厚的友人情誼而顯得真摯曠達。”[34]索祖翠亦對王昌齡送別詩、邊塞詩、宮怨詩、自遣詩等詩歌中的月亮意象的情感內涵作了分類探討，[35]但與以上所述諸家的觀點并無實質的不同。四詠月詩的比較研究也很受關注。就筆者所能見到的材料，最早對這方面作出論述的是林少華。他從比較文學角度探討中國古代詠月詩和日本和歌中的詠月詩在表現手法、象征意義、風格特征等方面的異同，為中國古代詠月詩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36]張浩遜比較李白和杜甫的詠月詩在抒情方式、情感內涵上的異同，認為杜甫抒發對月亮的喜愛心情要顯得委婉、樸實些，與李白馳騁想象、任情暢懷的表現方式有所不同。“李白是直露淋漓的，杜甫是溫婉蘊藉的”，而思親懷鄉是其主題情感方面的共性。[37]徐軼強分析比較不同體裁和風格的作品中月亮意象的差別。“詩中的月多圓滿，詞中的月多殘缺”，“浪漫主義、豪放派詩人詞人作品中的月是圓滿的，皎潔的；現實主義、婉約派的作品中的月就大多是殘缺的，陰晦的。”[38]周之祥也注意到這一問題，認為唐詩中的“明月”到宋詞中多衍化成“殘月”、“冷月”。[39]楊曉斌從寫月詩本身之特性(詞匯、聲律、技法等)、文化內涵等角度比較分析由漢末到盛唐寫月詩的承繼與發展關系。認為由漢末至盛唐，寫月詩“在句法、聲律上不斷規范，從而臻于成熟的近體詩；月亮意象的文化內涵也日漸豐富，與主體的情感聯系日趨緊密，自然之月逐步人化，變得多愁善感。寫月詩走向了成熟，月亮意象也隨之確立了其基本的文化內涵，，即月是亂離、相思的折射與見證，又是團圓的寄托與希望。”[40]王瑩則把中國古代詩歌與魯迅、張愛玲小說中的月亮意象的內涵作比較：“魯迅和張愛玲在對月亮意象的書寫上，都脫胎于古典，并賦予其現代性內涵(如帶有西方象征主義和精神分析學的特點)……成功的完成了月亮意象從古典到現代的流變。”[41]林貞玉總結了李白對韓國古代詩人李奎報的影響及二者在審美意識上的共同之處。[42]曾峻梅認為《古今和歌集》中僅阿倍仲麻呂的“漢土見月”受唐詩影響較大，“與《靜夜思》有神似之處”；其它多數作品雖也接受了漢魏六朝詩中月亮意象的影響，但更多地“體現出平安歌人細膩的感受和理性趣味”。唐詩則不同，在承襲漢魏六朝詩中月亮意象的同時，“又在詩人獨特體驗的基礎上創造出更豐富多彩的表層和深層意象。詩中的月壯美雄渾，傳達出曠遠悲涼的人生意味”[43]。劉茹斐從自然生態環境、倫理文化心態和美學傾向的差異來分析中西文化中月亮意象的不同，認為中國的月亮意象表情含蓄婉約，而西方的月亮意象則更外露、直接甚至熱烈。[44]五也有些論文從詩歌主題的角度來探討月亮意象。殷憲認為“月”是唐詩中表現別離主題最常見的意象之一(其它尚有柳、酒、水等)，“月的陰晴圓缺與人世間的悲歡離合有共同之處，而重團聚、苦離別又是我們民族的一種傳統文化心理”，月“自然成了文人們賴以表現別離和思鄉懷友主題的現成材料”，“成了離人們映證友情、鄉情、親情的明鏡和遙寄情懷的信使”[45]。殷文雖非專為月亮意象而發，但對月亮意象的研究卻是富有啟示意義的。蘇志敏、張雷則以月亮意象為主，兼及其與孤城、胡樂的組合，討論了“月”及其意象組合在開掘邊塞詩的內蘊、構建邊塞詩的意境、涵括邊塞詩的情感諸方面起到的獨特作用。認為以心象和物象融合的“月”入詩，使得盛唐邊塞詩“情感更為含蓄深沉，境界更為雄渾高古、蒼涼悲壯”[46]。傅滿倉也分析了唐代邊塞詩中“月”與“樂”兩種意象的組合所產生的藝術效果，“這兩種意象直接訴之于讀者的視聽感覺，既豐富了詩歌的意境又增強了詩歌的美感，進而使邊塞詩呈現出有別于陽剛的一種婉曲的風格”[47]。莊超穎側重月亮意象的特征與離人心理情感的契合，“月亮意象柔和溫馨的審美特征與離人的感情需求相一致；月亮意象的惟一性、共享性使離人產生超越空間的玄妙之感，從而獲得感情慰藉；月亮意象是離人期待團聚的寄托與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