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高考期間我市就爆出“高考舞弊案”。官某、陳某、郝某共謀利用高考作弊掙錢，并分工由郝某負責尋找“搶手”，官某和陳某分別聯系了代某、杜某、姚某等19名想作弊的高考考生，并與考生或其家長談價,先交作弊設備費1000至1500元，高考分數達到預期的分數后，每科付現金5000至8000元。之后，官某、陳某找來他人的身份資料和高中畢業證，在高考報名時為官某及 “搶手”等人報名參加高考。高考前夕，官某在酒店為作弊考生的家長開了13間房間，并委托劉某負責管理并教給家長從互聯網qq群中獲取答案的方法，同時聯系了考場附近某考生家作為信息接收點。高考期間，郝某和“槍手”等人進入考場，采取用手機發送選擇題答案、利用針孔攝像頭傳送試卷圖像的方法，把高考內容發送給在信息接收點的官某，并由他協調場外“搶手”，根據發回的圖像把答案做出，再由官某通過互聯網上qq群把答案發布出去。在酒店等侯的家長從qq上接收答案后，通過電話把答案告之考場的考生。
三名被告人隨已獲刑，但該案涉及舞弊的人員甚多，包括不少在校高中學生及其家長。而該案在處理時卻遇到了法律盲點和空白，筆者就此對考場舞弊案件的特點、存在的問題做一分析。
一、考場舞弊案件的特點
與傳統的作弊手段相比，現代考場舞弊現象呈現出一些新特點：
一是從作弊工具來看，高科技被運用到作弊當中。與傳統的作弊手段相比較，如今的作弊工具的高科技程度是越來越高，諸如“針孔攝像頭、無線接收器、考試作弊器、短信手表、考試王”等等不乏在考場作弊中使用。比如在我市高考舞弊案中，作案人員把無線電傳輸設備、網絡利用起來，與手機相比通過無線電和網絡傳輸隱蔽性更強，可以更快地把答案傳進考場。
二是從作弊人員來看，在校大學生、研究生充當“槍手”成為舞弊的主角。如今代考的“槍手”現象在一些大學校園非常興盛，許多高校作為營利手段替人考試已成為校園里一種近似公開的新興“職業”。而且“槍手”的“業務范圍”不斷擴大：英語考級、自學考試、成人高考、職稱考試等等。如本案中的官某、郝某均系高校學生和研究生，多次在各種考試中充當“搶手，為他人考試作弊。更有甚者網上有“槍手”網站、某些高校槍手還成立“考研小組” 開價千元短信傳答案。有位教授對此曾痛言：“如果一兩個人找‘槍手’，那是道德問題，但當這種現象普遍存在，而且屢禁不止時，就是一種社會問題，一種時代病了。”
三是從作弊方式來看，群體性作弊和作弊經紀人的出現使考場舞弊的社會危害性更大。作弊方式也由個體行為逐步演化為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群體性作弊。這部分人事先安排搶手以“應試”人員進入考場，然后通過無線傳輸設備將考題傳出考場，場外槍手將答案做出按事先談好的價格賣給考生家長后直接往考場內發送。
四是雇主（舞弊者）雇用搶手舞弊已成為趨勢。從近幾年發生的考場舞弊來看搶手在各種考試中普遍存在，而且屢禁不止，只要你打開網絡，就可以很容易地登錄到“槍手”網站與之聯系，而且可以提供包括考研、高考、四六級、自考在內的多種教育考試和職業資格考試的助考業務。本案中郝某就是從網上與搶手陳某取得聯系后雇用的。
五是考試舞弊已形成了“作弊產業鏈”。由于作弊花樣的不斷翻新，作弊也由過去的以槍手代考作弊的初級“作弊產業”形態，發展到為獲利而專門為考生提供作弊服務的網絡組織“地下產業鏈”，而且有滋生蔓延之勢。
二、存在的問題
國家考試是國家意志的體現，是一項涉及為國選才的大事，也是關乎參加考試人員切身利益和社會穩定的大事，容不得絲毫懈怠。然而考場作弊問題卻屢禁不止，主要原因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國家對考場舞弊的立法嚴重滯后。就本市發生的高考作弊案件來看，其涉及人員眾多，有組織者、搶手、提供場地的考生家長、考生本人及家長，有為作弊提供服務并教家長從網上獲取答案方法的人員，還有出售作弊器材的銷售者。他們在考場舞弊過程中為實現各自的目的，分工合作共同完成舞弊行為，以達到各自的最終目的。這些人在法律邊緣行走是否涉嫌犯罪、該如何定性處理，現行刑法對此并無明文規定，實踐中對于在考試中泄漏（竊取）國家秘密的行為，可以找到相應條款來 “對號入座”，而對于圍繞考場舞弊實施作弊行為的相當一部分人員，卻難以從現行刑法中找到合適的條款定罪處罰。目前，對考場舞弊行為的處理散見于部分法律法規中：一是2004年5月19日教育部頒發的《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辦法》第10條第2款規定：“盜竊、損毀、傳播在保密期內的國家教育考試試題、答案及評分參考、考生答卷、考試成績的，由有關部門依法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構成犯罪的，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二是《治安管理處罰法》第3章“違法治安管理的行為和處罰”的第4節“妨害社會管理的行為和處罰”的，第52條第1款規定：“偽造、變造或者買賣國家機關、人民團體、企業、事業單位或者其他組織的公文、證件、證明文件、印章的”，可以“處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1000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500元以下罰款”。在我市的高考作弊案中，有“槍手”冒充考生進入考場，就有偽造或者變造考試證件之嫌。三是《刑法》第282條規定的“盜竊國家機密罪”，即以盜取、刺探、收買方法，非法獲取國家機密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83條規定“非法生產、銷售間諜專用器材罪”：非法生產、銷售竊聽、竊照等專用間諜器材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284規定的“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只有考場舞弊中涉及竊取國家秘密（試題）的，才能以“非法獲取國家機密罪”處罰。對于使用、出售針孔攝像機、接收器等設備是否屬于刑法上的“專用間諜器材”要由專門的機構予以確認，且使用后造成嚴重后果的方能以刑法第283、284條處罰。刑法的上述規定并不是針對考場舞弊行為做出的。由于國家立法的嚴重滯后，法律并未規定考場作弊行為是犯罪，按照罪刑法定原則，對這種行為就不能以犯罪論處。
2、界定作弊行為的違法程度難。考場作弊行為往往涉及到其違法情節的認定，由于法律未將此行為規定為犯罪，實踐中對在考場舞弊的整個環節中，哪些行為是一般的違法行為，哪些行為是犯罪行為認定起來就非常困難。如發生在我市的高考舞弊案中，涉案人員達二十余人，其社會危害性甚大，但在界定其違法性時就難以把握，究竟哪些行為屬于犯罪行為，哪些行為屬于一般違法行為，如果都認定為犯罪行為將導致打擊面過寬，如果不認定犯罪行為或界定過窄試必造成對作弊者的放縱，對此十分棘手。
3、防范考場舞弊的手段落后。當今，考場作弊的手段越來越多，從原來的手機、呼叫器接收答案，到針孔攝像頭、內藏接收儀器的“鋼筆作弊器”、“隱形耳機”，到如今的“短信手表、oo型第三代考試作弊器”、“隱形作弊筆”等等，各類高科技作弊器材五花八門層出不窮，堂而皇之地“公然上市”，而且樣式一直在不斷更新和升級換代。與之相對應的考場作弊的防范手段卻未能跟上，雖然教育部為加強考場監控和管理，提倡在考場配置必要的手機探測儀和監控制備，但就全國而言，各地的經濟發展不平衡，投入防范作弊的設備也不盡相同。經濟發達地區的投入相對要多些，配備了手機探測器、金屬探測器、無線電耳機探測器、電視監控錄像等防止考場作弊的設備，而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投入相對不足，甚至根本沒有投入，要防范考場作弊顯然是杯水車薪，任重而道遠。
4、對考場舞弊行為和出售作弊儀器行為打擊不力。一方面由于國家法律未將“考場舞弊行為”納入犯罪進行調整，僅以意見、規定等非法律規范的方式進行調整，導致考場舞弊行為得不到法律的有效制裁，使考場作弊屢禁不止，嚴重影響了國家考試的公信力和權威性，也極大地損害了廣大誠實考生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對出售“考試作弊器、隱形耳機”等行為的，國家有關部門雖然禁止銷售，卻未能進行有效地查處和打擊，特別是對網絡上銷售的各種“暗藏針孔攝像機的眼鏡、內裝接收器的鋼筆、通過特殊光照才能現形的‘隱身筆’”等打擊不力，使考試作弊器材在市面上“公然兜售”，考場成了“反間諜戰場”。
三、幾點建議
1、完善法律，將“考場舞弊行為”納入刑法進行調整。針對目前國家統一考試違規作弊成本低、考試環境嚴峻、而國家考試立法嚴重滯后的狀況，加強對考試的立法建設，從完善法律制度入手，在刑法中增設專門的“考試舞弊罪”或者由人大以立法解釋的方式，將“考場舞弊行為”納入刑法的調整范疇，加大懲處力度;同時，盡快制訂《考試法》，預防、打擊和懲治一些后果嚴重，情形惡劣的考試舞弊行為。從法律制度上清除各類考試作弊賴以生存的土壤。
2、立法中應對“考試舞弊罪”的客觀行為作出明確界定。對“考試舞弊罪”客觀行為作出嚴格界定，是確定罪與非罪的關鍵。“考試舞弊罪”并不適用于所有考場舞弊的行為，僅適用于那些全國性的，有重大影響的考試，例如高考、研究生考試以及各種全國性的資格考試等；適用于那些后果嚴重、手段惡劣、損害巨大的情形，例如有牟利行為、人數多、致使重考等。唯有如此，才能從根本上改變考場作弊無法可依的局面。
3、強化對考場舞弊行為的防范，減少和杜絕考場舞弊行為的發生。要防范作弊，必須要有一定的技術手段。在作弊者都開始使用高科技手段的今天，考試管理部門如果不能提高技術含量，顯然是不能適應時代要求的。因此各級政府及教育部門要加大高科技反作弊設備的投入，采取必要的技術手段對考場實施監控或屏蔽，阻斷考場內外非正常的無線通訊聯系，強化對考場的管理。同時，要對考生交卷、離場時間進行必要的限制，壓縮考場內外串通作弊的時間和空間。要改革和完善制度建設，有關部門要把建立國家教育考試誠信檔案管理系統，作為考生個人信用系統的組成部分（據悉教育部已出臺相關規定），將考生在國家教育考試中嚴重違規作弊的，記入國家教育考試誠信檔案數據庫，供學校、招生單位和用人部門在入學、求職、晉升等領域使用這些資料，加大作弊成本，使一些考生在作弊時望而卻步，通過制度建設防范考場舞弊行為的發生。
4、重拳出擊，嚴查考場舞弊和銷售舞弊器材行為。在道德手段和行政手段都無法解決考場舞弊行為時，法律手段仍然是解決考試作弊問題的最終手段。對在國家教育考試中組織“槍手”進入考場竊取試題、專職代考、團伙作弊，或者作弊后果嚴重、手段惡劣、損害巨大，或者可能造成一定范圍或地區的重考，嚴重破壞考場秩序行為的，應當用刑法進行調整予以嚴懲。對于通過互聯網或公開兜售“作弊器材”、制造假證件的，公安、工商、電信等部門一方面要加大對互聯網的監控，對違規網站要堅決關閉和取締；另一方面要加大查處力度，嚴厲查處違規銷售“考試作弊器”行為，構成犯罪的要根據《刑法》的有關規定，追究其刑事責任。
有了法律，各職能部門形成合力嚴查重處，相信考場的天空會更寧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