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散文發(fā)展概述》教案

④《史記》是一部形象生動的歷史，它的文采歷來為我國文學界所稱頌，它開創(chuàng)了我國傳記文學的先河。司馬遷像一個出色的畫家，以他那十分傳神的畫筆，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畫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間的雕塑家，以他那鋒利的刻刀，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個風采各異的雕像。在《史記》這座人物畫廊里，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歷史上那些有作為的王侯將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計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爭鳴的先秦諸子、“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諾必誠的游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賈，以及醫(yī)卜、俳優(yōu)等各種人物的風采，給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啟迪。司馬遷創(chuàng)造性地把文、史熔鑄于一爐，為我們寫下了一部形象的歷史。所以，魯迅先生稱贊《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記》擁有的讀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2）《漢書》
在《史記》的影響下，東漢產(chǎn)生了不少歷史散文著作，班固的《漢書》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①《漢書》具有濃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時，封建神學思想已發(fā)展成為當時的統(tǒng)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盡心焉”的史學家，他們自然以維護封建神學思想為己任，將“圣人之道”作為自己著作的指導思想。這樣，作者一面承襲《史記》的內(nèi)容，一面又指責它的“是非頗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記》的觀點，使《漢書》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漢書》神化西漢皇權、擁漢為正統(tǒng)的思想，其目的是為論證東漢王朝的正統(tǒng)性和神化東漢皇權服務的。因此，以陰陽五行學說為理論根據(jù)的“五德終始說”和王權神授的封建神學說教，便成為《漢書》的主導思想。為了宣揚“天人感應”、災異祥瑞的封建神學思想，《漢書》首創(chuàng)《五行志》，專門記述五行災異的神秘學說，還創(chuàng)立《睦西夏侯京翼李傳》，專門記載五行家的事跡。
②《漢書》開創(chuàng)了斷代為史的編纂體例。班固之所以斷代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適應時代的要求。他總結漢武帝到東漢初年，約一個半世紀的歷史著作，加以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展，其目的是為當時統(tǒng)治階級的政治服務。班固認為，《史記》的通史體例，將西漢一代“編于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既不利于宣揚“漢德”，又難以突出漢代的歷史地位。這是《漢書》斷代為史的根據(jù)。于是，《漢書》“包舉一代”，斷限起自西漢建立，終于新朝的滅亡，為了突出劉邦，就將《高帝紀》置于首篇。這種斷代為史的體例，受到后來封建史家的贊譽，并成為歷代“正史”編纂的依據(jù)。在編纂體例方面，《漢書》繼承而又發(fā)展《史記》的編纂形式，使紀傳體成為一種更加完備的編纂體例。例如，《史記》雖然立了《呂后本紀》，但卻用惠帝紀年，《漢書》補立《惠帝紀》，解決《史記》在體例上的混亂；對于年月的記載也比《史記》詳細和明確。再者，《漢書》新創(chuàng)立的四種志，對于西漢的政治經(jīng)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的記載，比《史記》更加完備，從而提高了《漢書》的史料價值。對于傳記的編排，《漢書》基本上按時間先后為序，體例上也比《史記》整齊劃一。
③ 資料豐富，保存許多重要的歷史文獻。現(xiàn)存《漢書》約80萬字，卷帙比《史記》繁富。它增載不少重要的詔令，主要集中在帝紀部分。在許多人物傳記中，《漢書》又收入大量有關政治、經(jīng)濟、軍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對策、著述和書信。在《漢書》的10志中，也有類似的重要歷史文獻的收載，如《食貨志》收入晁錯的《論貴粟疏》等。《漢書》還增補《史記》對于國內(nèi)外各民族史的資料。例如，在《史記•匈奴列傳》的基礎上，《漢書》大量增補漢武帝以后的史實，比較完整地記述了自遠古至西漢末年匈奴民族的歷史。《漢書》又合并《史記》的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諸傳，在補充大量的史實基礎上，以合傳形式寫成較為詳細的《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同時，《漢書》改《史記•大宛列傳》為《西域傳》，記述今新疆境內(nèi)我國各民族歷史，以及中亞和西南亞諸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