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任安書

第2層，介紹《史記》的體例和宗旨，說明自己“就極刑而無慍色”是為了完成《史記》。
司馬遷對生命與事業的崇高信念，是基于他對歷史上杰出人物歷經磨難而奮發有為的事跡的觀察和認識；是基于他對古代學者歷經苦難，獻身著述的傳統的繼承和發揚。他發現，往昔“富貴而名摩滅”的人，“不可勝記”，只有“倜儻非常之人”，即對歷史和文化做出貢獻的人，才能不朽。他認為，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韓非等人的著述，以及《詩經》，都是古代“圣賢發憤之所為作”；都是作者“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述往事，思來者”，把苦苦思索得到的知識，著述成文，留給來者去思辨驗察。這些古代“賢圣”歷盡磨難，強志不屈，“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為人類做出了貢獻。司馬遷正是從這歷史和文化發展的艱難歷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榜樣和前驅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矢志進取的道路。司馬遷為了完成《史記》，“受極刑而無慍色”，堅強地活下來，他的愿望是“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并以此“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第4段是書信的結尾。司馬遷再次向任安表述沉痛羞辱的憤懣心情，并陳說他對余生的看法。司馬遷說他不能“自引深藏于巖穴”，只能“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這種痛苦只有自己深知。“浮沉”“俯仰”“狂惑”等貶語，其實是作者寓悲憤于自貶。最后與開端相照應，再次婉辭解說無從“推賢進士”的苦衷。
《報任安書》見識深遠，辭氣沉雄，情懷慷慨，言論剴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敘事、議論、抒情，志氣盤桓，交融一體。信中司馬遷的崇高的人生信念和為《史記》獻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和教育價值。
【名師引領探索】
向司馬遷提出的那種“發憤著書”的精神學習。
在《報任少卿書》中，有這樣一段話集中表現了司馬遷的“發憤著書”思想：“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也將這一段話寫了進去，可見司馬遷對這一段話的重視。正是在這種“述往事，思來者”的思想指導下，司馬遷廣采歷史舊聞，考其成敗興廢之理，“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終于完成了《史記》這一偉大著作。兩千多年來，司馬遷所提出的這個“發憤著書”說，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錢鐘書先生在其所著《管錐編》第三冊中，曾引述了從漢至清的許多人在這方面的論述，然后指出：此間雖也曾偶然有人出來唱反調，“然猶一齊之傅，無以易眾楚之咻也。”在《詩可以怨》一文中，錢先生又指出：“中國文藝傳統里一個流行的意見：苦痛比快樂更能產生詩歌，好詩主要是不愉快、苦惱或‘窮愁’的表現和發泄。這個意見在中國古代不但是詩文理論的常談，而且成為寫作實踐里的套板。”聯系到《史記》的寫作，他還指出：“《報任少卿書》和《史記•自序》歷數古來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寫的，有的是貶了官寫的，有的是落了難寫的，有的是身體殘廢后寫的；一句話，都是遭貧困、疾病、甚至刑罰磨折的倒霉人的產物。他把《周易》打頭，《詩》三百篇收梢，總結說：‘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還補充一句：‘此人皆意有所郁結’，那就是撇開了‘樂’，只強調《詩》的‘怨’或‘哀’了；作《詩》者都是‘有所郁結’的傷心不得志之士，詩歌也‘大抵’是‘發憤’的悲鳴或怒喊了。”司馬遷之能寫出《史記》，自然也就是他之所謂“郁結”“發憤”的結果。杜甫詩云：“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天末懷李白》）“發憤著書”應該說是一條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里許多生平坎坷的作家所無法逃避的殘酷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