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宗論祖看對聯發展

　　對聯這一文體，在中國幾千年文明史的長河中，和其它文學形式一樣，歷史悠久，淵源流長。究其對聯的起源，眾說紛紜，尚無定論，較為大多數人接受的觀點是：先有了先秦時期的桃符，而后從桃符演變成春聯，并與同步發展的文體合二而一，形成了最初的對聯形式。對聯與其它文體相比，一個最明顯的特點就是對偶句形式。在追本溯源談句式一篇中，已經討論了對偶句式是中國文學史中一個長期存在的現象，像《尚書》中的“滿招損，謙受益”，《詩經》中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易經》中的“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論語》中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道德經》中的“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等，都是工整的對偶句。秦漢瓦當中有“千秋萬歲，長樂未央”的對句，對工極巧。劉麟先生在其《中國駢文史》中說道，《道德經》中裁對之法意境變化多端：“有連聯作對者，有參差作對者，有分字作對者，有復其字作對者”，還說“古今作對之法，《詩經》中殆無不必具。”賦的出現，使對句藝術從不自覺走向自覺，沈約的“永明體”嚴格要求對仗和聲律，為對聯走向成熟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關于對聯的起源，楹界有多種說法，以前比較公認的是五代蜀主孟昶的桃符題詞。但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資料顯示，對聯的形成遠在五代之前，像南朝梁代文學家劉孝綽與其妹劉令嫻的聯句，就要比孟昶的題聯早四五百年。

　　不少學者認為，對聯的成熟年代應為隋唐，這也是多數人予以認可的說法。梁朝初年，永明體產生以后，只是為對聯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鋪墊作用，而做為一種文學品類，并未形成體系。南朝文學理論批評家劉勰在他的文學批評巨著《文心雕龍》中雖對“聲律”、“麗辭”做過精辟的見解，對詩、賦、騷、樂府、頌贊、祝盟、銘、碑、哀吊、雜文、諧隱、史傳、諸子、諸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記等數十種文體作了詳盡的闡述，卻未提到對聯，這說明對聯早有早于劉孝綽者，但當時并未形成文體，或者并未引起文學家們的關注。但是有不少學者認為，對聯產生于律詩（五代、唐代）以后，這種說法爭論較大，反對者認為，關于對句之間的平仄問題，在唐朝以前已經解決，律詩中的句數，用韻相粘的問題和對聯并不相干。

　　到了隋唐時代，永明體日漸興盛。一些文人墨客喜歡將一些精彩之筆凝注于對句上，一時形成“摘句欣賞評品”的時風，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杜甫的“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白居易的“猿攀樹立啼何苦，雁點湖飛渡也難”，李商隱的“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干”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句。在詩人們的參與下，對聯藝術得到了弘揚。除白居易外，唐代詩人大都有名聯傳世。如李白的題湖南岳陽樓聯：

　　天水一色；
　　風月無邊。

　　杜甫題寫的諸葛亮故居聯：

　　三顧頻繁天下事；
　　兩朝開濟老臣心。

　　駱賓王題杭州觀聯：

　　樓觀滄海日；
　　門對浙江潮。

　　山西太原晉祠貞觀寶翰藏有李世民的對聯墨跡，為唐太宗御筆親題：

　　文章千古事；
　　社稷一戎衣。

　　到了宋代，在門上粘貼對聯已經是一種普遍的風俗。王安石在他的《元日》一詩中這樣寫道：“千家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趙庚夫在他的《除夕即事》詩中這樣寫道：“桃符詩句好，恐動往來人。”這說明，在當時聯語作者已不在少數了。題聯的范圍也有所擴展，對聯已普遍成為名勝古跡、寺廟廊院等處不可缺少的裝飾品。像寺僧契盈陪吳越忠懿王錢倜游黃浦江時，為碧波亭題聯：

　　三千里外一條水；
　　十二時中兩度潮。

　　著名文學家蘇軾也為廣州真武廟題聯：

　　逞披發仗劍威風，仙佛焉耳矣；
　　有降龍仗虎手段，龜蛇云乎哉。

　　到了元代，由于種種原因，對聯較之前朝顯得冷落了些，流傳下來的也少，現在能見到的只有楊瑞、趙孟頫等人的少數作品。如楊瑞的自題寓所聯：

　　光依東壁圖書府；
　　心在西湖山水間。

　　趙孟頫題西湖靈隱寺聯：

　　龍澗風回，萬壑松濤連海氣；
　　鷲峰云斂，千年桂月印湖光。

　　元代的對聯形式，微妙地在元雜劇中得以運用。如關漢卿的雜劇《救風塵》在結尾處寫道：

　　安秀才花柳成花燭；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

　　這也算是對聯的一種新的形式吧。

　　對聯真正達到鼎盛時期在明清兩代。明清時期，統治階級對駢體文及對聯非常重視，還將其列入科舉考試之中。因此得中的進士、舉人，無人不通應對。由于皇帝垂青，身邊大臣無不精研對工，以贏得主子的賞識。因一副對聯而改變一個人命運者有之。為此楹風日盛，文人墨客以題聯巧對為幸事，訪勝尋古之際，不免撰聯題字，以壯雅興。

　　朱元璋定都金陵后，在一年除夕之前，傳旨金陵等地：“公卿士庶門上須加春聯一副。”除夕夜，并親自微服出巡，以體實情。一次他發現一家未貼春聯，問后方知是一閹豬者，不知該怎么將自己的經營內容寫進聯句。朱元璋聽后，尋思片刻，為閹豬者題聯曰：

　　雙手劈開生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