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村官生活和工作狀況的調查報告
在訪談的時候，一位女大學生村官曾告訴筆者這樣一件事情：去年，她剛上任時，躊躇滿志，想踏踏實實地為村民做點實事，便主動請纓，讓書記村主任等領導把計劃生育工作交給她來做，主要負責宣傳計劃生育政策，通知督促適齡婦女按時“雙查”等簡單工作，考慮到自己口才不錯，又是女大學生容易與育齡婦女溝通等優勢，勝任這些工作應該是沒問題的，但是，書記和主任就是沒有答應她，不讓她參加計劃生育工作，當時她想不通，后來經人提醒，才明白其中的復雜關系。原來，計劃生育工作中有很多“貓膩”的，誰負責，誰就能得到不少好處，因為農村里超生的和想超生的農民很多，也愿意花錢，甚至村里有時候“明碼標價賣超生名額”，像這樣有油水的差事，村里怎么會輕易的讓一個“外人”負責呢？盡管，她可能會做得很好。經歷這件事后，她的工作積極性大大受挫，再也不敢輕易地主導要求做事了。
還有的大學生村官，看不慣基層領導與上級交往的方式和態度——“趨炎附勢”、“阿諛奉承”，大吃大喝。也看不慣基層領導“調整”統計數據，“吃扶貧款”等違規做法。雖然看不慣，但是也無可奈何。
筆者生長于農村，深知農村社會特別是官場中存在很多“潛規則”，這些“潛規則”有的是與農村社會中的人際交往特點，“禮尚往來”有關；有的是與蘊藏在事情背后的經濟利益有關；有的是與農村社會中的家族名譽威望有關等等，很是復雜。對于這些，初來乍到的大學生村官們適應不了也就不足為奇了。
4，大學生村官自身能力的局限性，也給他們的工作帶來很大困難。
專業知識結構不適合農村，組織協調能力欠缺、信心干勁不足等等也是導致支持偏少，難以工作的重要原因。除了先前所舉例子——趙場村大學生村官韓倩所學的是動物科學專業，比較對口以外，另外的幾位大學生所學專業都不對口，廣大村民思想還是比較保守，不相信專業不對口的大學生的工作能力會有有多強。甚至有不少村民認為大學生村官的某些想法做法太幼稚，不現實，學生氣太重。現實中，大學生村官，在上任伊始，大都躊躇滿志，信心百倍。但是，經過一段不順心的工作時期后，發現農村原來不是他們原先設想的那樣簡單，農民樸實的個性中也帶有特有的實在和“狡猾”；廣闊的農村并不像宣傳的那樣“農村天高地廣，大學生大有作為”，做成實事還是很難的；待遇落實也不盡如人意，加之未來去向不明朗，決心動搖了，信心不足了，有的甚至離開了，如原來鎮上共有十位大學生村官，一年不到，就走了兩個。就是留下的大學生也沒有多少干勁了。
對于這些問題，大學生村官表示，要加強自身的能力鍛煉，特別是處理人際關系能力，還要加強對農村基本情況的了解。同時，他們還普遍認為，政府和高校的政策宣傳不能簡單地以鼓動為主，要向有志于當村官的大學生提供更多的農村真實情況的信息。還有，政府或高校最好能提供專門針對大學生村官的培訓，以幫助大學生村官更好的適應農村工作。
5，大學生村官對自身的角色定位模糊，對將來的出路憂慮。
通過訪談，筆者得知，大學生村官對現在自己的角色定位模糊，感覺尷尬。首先，大學生村官不是公務員，沒有編制，擔心自己的工資待遇福利等不穩定。現在他們享受的工資待遇就與省里政策規定的標準有出入，少了500元，他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其次，他們不是土生土長的本地村官，跟本地村民、村官和鎮里領導的關系不是很緊密，多數村民和本地干部對他們的到來反映一般，并不像媒體宣傳的那樣“受到熱烈歡迎”。在村里，他們總有種“天外來客”的感覺，很難跟村民打成一片；在鎮里，他們感覺是“編制外的人”，很難融入。筆者還了解到，其實，大部分村民和基層領導對與省里這項“大學生村官計劃”的熱情并不高，他們普遍認為，這項計劃只不過是政府為了緩解大學生就業壓力的權宜之計，并不是真正的要讓農村的基層領導“大換血”，再說了，很多城市里的大學生幾乎不可能扎根農村，部分人甚至認為這項計劃和上個世紀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差不多，這陣風刮過就過去了，大部分大學生還是要“回城”的。所以，總體上村民和基層領導對于大學生村官還是不怎么信任，不是太支持大學生村官的工作，有一種“陪著大學生鬧著玩”的意思。再次，大學生村官的權力來源模糊，權力界限不清，很多事情不知道該不該自己管，而實際情況中，本地村官總是希望他們管的越少越好，特別是對于“要害事務”、“油水事務”，且他們經常被借調到鎮里做一些類似文秘的工作，占用了很多時間，也沒有酬勞，頂多是得個吃喝。這些，都讓他們感覺很尷尬，無所適從。
對于合同期滿之后的去向，大學生村官們也很憂慮。現在宏觀經濟形勢不好，工作難找，他們大多數想考公務員，本來以為當村官能給自己考公務員增加籌碼，而現實情況不是這樣，省里沒有明確表示大學生村官可以直接轉成公務員，在公務員錄取中也沒有多大的優惠。對于他們來說，當初想通過當大學生村官以達到“鍍金”的愿望落空了不少。他們其中的兩個人感覺當村官非常后悔，后悔當初不該輕信政策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