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中的歧義問題

　　歧義是指語句有兩歧或多歧意義，可同時形成兩種或多種可能解釋的一種語言現象。比如，“我們要學習文件”這句話，就有三種理解：一是我們打算學習一下文件；一是我們索要供學習的文件；一是我們應當學習一下文件。

　　對于自然語言而言，歧義本是一種正常現象，難以簡單地說好與不好，更不能一概視為語病，全面禁絕。在一些文體中歧義甚至被作者有意識地加以運用，如在相聲作品中，歧義就常被用來制造包袱。一些日常口語交際、書面交際中使用頻率很高的修辭格，如“雙關”之類，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視作在積極地應用“歧義”。但我們不得不指出的是，在更多的情況下，歧義現象確實有害。這在主要用于事務處理的應用文體中，特別是公文中，其危害的程度尤深。

　　公文的語言是一種非常講究精確性的語言，因為公文的使用目的就是要使對方接受作者的影響，而且是對對方行為的強制性影響。要使這種影響有效，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使意思的表達高度精確，每一個詞，特別是每一個句子必須保持意思的唯一性，以避免對方“見仁見智”，按各自的理解而不是作者的意圖去行事。從這樣的意義上，歧義對公文當然就是百分百地有害。能對這一點提供證明的實際例證舉不勝舉。據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戰敗局面早定的日本之所以挨了兩顆原子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之一，就與日本政府針對“波茨坦公告”發表的聲明中存在歧義有一定關聯。日本政府稱自己對“公告”的態度是“默殺”。 “默殺”這個詞在日語中是多解的，可以理解為“不予理睬”，也可以理解為“暫不作評論”，聲明沒有對此作出限定。如此，美國自然可以作第一種理解，也當然可以用“任何戰爭手段”，包括用原子彈了結戰爭。在日常社會生活中，公文中的歧義，同樣不斷給人們帶來麻煩，諸如在保險合同中將保險范圍寫作：“包括家用電器、床具、臥具等各種生活資料”；在政策規范中將懲戒規定寫作：“我們要嚴厲打擊少數犯罪分子”等帶歧義的表述，就經常把公文作者“等”到被動局面中，甚至“等”到自己的利益白白遭受損失的境地；經常使公文作者的真實意圖令人費解，甚至使作者尷尬地被認作“只打擊少數，對多數則……”。

　　歧義對公文是有害的，是撰寫者所不需要但又往往在無意之中造成的，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公文中的歧義呢？筆者認為，克服歧義的方法并不復雜，有針對性地對句子成份予以調整，創造必要的語言環境等做法都十分有效，困難的和起關鍵作用的是要能發現歧義的存在。為此，我們必須了解歧義的發生規律，對歧義保持警惕。

　　一般情況下，當公文中出現選詞不當，詞序失當，濫用省略，錯用數量詞，語句中有詞性不明的成份，語句成份間的語法關系不明，語調附加的語義不能被準確讀出，忽略對含義不確定的詞、詞組的有效限定修飾，錯用標點符號，濫用修辭格等現象時，都會形成歧義。

　　（一）選詞不當，造成對概念的歧解，引起歧義。

　　與歧義出現有關的選詞不當，主要表現為濫用方言詞、口語詞和土俗俚語，使用不規范的簡稱，誤用褒貶詞語等。

　　我國的當代公文在文體方面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以現代漢語的書面形式（即白話文）作為標準的符號系統，除極特殊情況外，禁絕使用未列入普通話規范的方言詞、口語詞和通俗俚語。如果我們在撰寫公文時不懂得，或者不尊重這一規律，濫用這些詞語，就經常因此而使公文出現歧義。因為這些詞語不僅應用范圍窄，詞義不為多數人所理解，而且往往與普通話中的規范詞形同義異。如長沙話中的“蚊子”還兼指“蒼蠅”在內；吳、粵方言和客家方言中的“腳”相當于普通話中的“腿”；口語詞中的“咬耳朵”除了有普通話書面詞語中的真真切切地用嘴咬住耳朵的意思之外，還可以表示竊竊私語。如果我們在公文中隨意使用這類詞語，當然難免使閱文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作者的本意就會被一部分人歧解，甚至是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