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夢”是“中國夢”的組成部分

　　憲法給我國各族人民描繪了“中國夢”的圖景: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憲法也給我們法律人描繪了“法治夢”的圖景: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共產黨認真總結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經驗教訓，撥亂反正，領導中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建設，在許多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老百姓的生活有了根本的改善。人民群眾開始看到了“中國夢”的希望。但是，中國離實現“中國夢”的目標還有很大的差距，中國還有很多令老百姓不滿意，甚至很不滿意的問題和現象:如官員腐敗、“四風”盛行、食品藥品等假冒偽劣、空氣污染、霧霾肆虐，等等。一個重要原因還是我們在“中國夢”里植入的法治因素少了，沒有將“法治夢”完全溶入“中國夢”之中，沒有將依法治國同時作為中華民族復興的目標和實現途徑。

　　新中國建立時第一代法律人——計劃經濟時代的法律人，如董必武、錢端升等，他們在追求“中國夢”時也曾經同時憧憬和追求過“法治夢”。但當時“左”的思想把法治與社會主義對立起來，認為“中國夢”實現的路徑只能是社會主義而不能是法治，法治只能姓“資”而不能姓“社”。所以他們的“法治夢”未能實現。改革開放初期一代法律人，如李步云、江平等，他們曾經鮮明地提出過“法治”的口號，認為中國不僅需要“法制”，更需要“法治”，但是，當時主流的意識形態還是不能允許法治姓“社”而只能讓它姓“資”，從而“法治夢”還是融入不了社會主義的“中國夢”。直到1997年，中共xx大才認可了“法治”，1999年，“法治”才正式入憲。這樣，我們新中國第三代法律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的法律人，才可以名正言順地說出我們心中的“法治夢”，追求我們的“法治夢”，將依法治國，視為我們法律人的“中國夢”。

　　什么是依法治國?中共十八大、中共十八大產生的新一屆黨的領導集體、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依法治國做出了比現行憲法第5條規定的內容更具體、更詳盡、更具可操作性的解說和闡釋。

　　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憲法在一國范圍內必須有最高的權威。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為此，必須建立健全憲法實施監督機制。

　　依法治國必須堅持執政黨依法執政。中國共產黨不是一般的執政黨，而是對國家事務、社會事務實行全面領導的執政黨。因此，要依法治國，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各級黨委和各級黨的領導人必須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實施領導，以法治作為執政的基本方式。

　　依法治國必須堅持政府依法行政。政府是國家公權力的直接行使者，政府及政府部門實施的行政行為最廣泛、最經常、最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益。因此，要規范政府公權力的行使，必須健全和完善行政組織法、行政程序法和行政責任法。通過行政組織法控制行政機關的職能、權限，防止其權力擴張，任意干預市場和社會;通過行政程序法規范行政行為的過程、方式，保證其公開、公正、公平;通過行政責任法確立行政問責制，貫徹有權必有責，權責相一致的原則，建立責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