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魯迅的一些個人評價摘抄（精選4篇）

對于魯迅的一些個人評價摘抄 篇1

　　其實，胡適也非是真的認為魯迅在思想上與自己同調(diào)，是個“自由主義者”。1959年，在給吳相湘的信中，胡適對陳獨秀和魯迅的思想左轉(zhuǎn)，曾有如此一番非常痛心的追憶：“陳獨秀若不脫離北大，若不因偶然的事永離北京，他后來的思想可能不會……，而中國思想與政治的演變也可能完全大不相同。魯迅也是如此。他若不離開北京，可能不會演變到后來那樣子，我看他一九三五年給胡風的信，很感覺他晚年很痛苦，但已無法子解放自己了。”⑩

　　據(jù)此信可知，胡適晚年對自己和魯迅在思想上的左右差異，非常清楚。他之所以在1956年說“魯迅是我們的人”，重心實是落在了“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這幾個字上。同年4月1日，胡適致雷震函可資佐證。胡適說：“你們在臺北若找得到《魯迅書簡》，可以看看魯迅給胡風的第四封信，就可以知道魯迅若不死，也會斫頭的!”(這封信的主要內(nèi)容，是魯迅對胡風傾訴自己被左聯(lián)掌舵人、地下黨周揚各種擺布“有苦說不出”)簡言之，胡適看重的主要是魯迅為自由而反抗的精神。

對于魯迅的一些個人評價摘抄 篇2

　　在三十年代，胡適也已不再將魯迅視為思想上、政見上的同路人

　　對于魯迅的攻擊，胡適鮮有回應(yīng)。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11月，蘇雪林致信胡適，痛斥“魯迅的心理完全病態(tài)”。胡適在回信中為魯迅辯護：“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jié)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凡論一人，總須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信中，胡適還替魯迅辯誣，說他的《中國小說史略》并非抄襲之作。⑤

　　當然，胡適也未將魯迅視為自己的同路人。蘇雪林在信中自居右派，也視胡適為右派，指責魯迅“本是個虛無主義者，他的左傾，并非出于誠意，無非借此沽名釣利罷了。但左派卻偏恭維他是什么‘民族戰(zhàn)士’，‘革命導師’，將他一生事跡，吹得天花亂墜，讀了真使人胸中格格作惡。”主張“取締魯迅宗教宣傳”。⑥對于蘇雪林的上述指控，胡適雖不贊同(“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卻也表示“我很同情于你的憤慨”。顯見在左、右立場上，胡適自認為與魯迅對立。

對于魯迅的一些個人評價摘抄 篇3

　　但到1956年，胡適卻又突然說“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

　　然而，到1956年，胡適卻忽而覺得魯迅是自己的同路人。據(jù)學者周策縱回憶，1956年，“胡先生曾告訴我：‘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絕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⑧周策縱的這段回憶，近年來已成為諸多魯迅研究者在評價魯迅時必然提及的材料，甚至有學者據(jù)此認定，魯迅真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如林曼叔)。“自由主義”究竟是什么，本文不欲展開討論。但魯迅當年在《論“第三種人”》中嘲諷胡秋原時，是絲毫見不到“自由主義”氣息的——胡秋原在1931年提出“自由人”的觀點，認為知識分子不應(yīng)局限于階級和政黨，應(yīng)站在自由獨立的立場上發(fā)聲;允許革命文學自由存在，也要允許小資產(chǎn)階級文學、浪漫主義文學自由存在。魯迅的意見截然相反：自由人也好，第三種人也罷，“一定超不出階級”，其作品“又豈能擺脫階級的利害”。⑨如此偏向“階級斗爭”的價值觀，與“自由主義”之間的鴻溝，恐非胡適一句“魯迅是我們的人”就可以填平。

對于魯迅的一些個人評價摘抄 篇4

　　畢生致力于“開窗”的胡適，理當懷念畢生致力于“拆掉屋頂”的魯迅

　　胡適在1956年想起去世整整20xx年的魯迅，似非偶然。在大陸，自1954年底開始，全國范圍內(nèi)掀起“胡適思想批判運動”。至給雷震寫信談魯迅“也會斫頭”時止(1956年4月1日)，據(jù)胡適自己統(tǒng)計，大陸批判他的“《紅樓夢問題討論集》，共出了三冊，《胡適思想批判》，已出到了第七輯。這十大冊，已不止二百五十萬字了”。

　　在中國臺灣，1956年的輿論環(huán)境也對胡適(本人在美國)很不利。該年10月，《自由中國》出版給蔣介石的祝壽專刊，胡適借祝壽的名義，勸蔣介石“要能夠自己絕對節(jié)制自己”“守法守憲”，約束自己的權(quán)力，做到“無智、無能、無為”。結(jié)果引火燒身。蔣經(jīng)國化名“周國光”，撰寫《向毒素思想總攻擊》一書，將胡適定性為“思想上的敵人”，以“特種指示”名義秘密印發(fā)至基層單位，以“策動全體黨員有計劃的展開行動”批判胡適。這場批判持續(xù)了大半年，也是胡適決心從美國返回中國臺灣的一個重要原因。

　　胡適在1956年對魯迅的懷念，其實可以用魯迅一段演講來解釋。魯迅說：“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diào)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diào)和，愿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魯迅還說，胡適當年提倡“文學革命”，好比開窗，反對聲浪是很高的;但錢玄同冒出來主張廢掉漢字，好比拆掉屋頂，胡適的“文學革命”就少了阻力，白話文隨后也漸漸流行了起來。(胡適畢生致力于從體制內(nèi)“開窗”，進退維谷之時，理當懷念畢生致力于“拆掉屋頂”的魯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革命是改良的驅(qū)動力，魯迅也確實是胡適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