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Ｑ的誕生

1921年11月27日晚，有一位身軀矮胖的年輕人來到了八道灣十一號 ，他敲開了前院一間朝北的房門，迎出門的是剛搬來不到一星期的魯迅。
這位年輕人就是中國現代著名的報人、編輯家孫伏園，時年27歲，原是魯 迅在山會師范任教時的學生。其時，孫伏園正在北京《晨報》主編副刊。他笑嘻 嘻地對魯迅說：“先生，我們報紙新添了一個欄目，叫做‘開心話’，每周一次 。您給我們寫點東西吧。”孫伏園深知，魯迅向來同情和樂于幫助青年人，他的 請求不會被拒絕的。魯迅那時雖然居住條件很差，晚上睡在作通道的屋子里，只 有一扇后窗，連好好寫字的地方都沒有，但他仍然答應了孫伏園的請求。
寫什么呢？這時，魯迅腦海中浮現出了一個打雜的短工，赤背，赤腳，黃辮 子，厚嘴唇，頭戴一頂黑色的、半圓形的氈帽，那帽邊翻起一寸多高。他有農民 式的質樸，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叫阿D嗎？這位阿D對一切 新鮮事物都看不習慣，甚至看到學生們穿黑色襪子都火冒三丈，認為一定是“新 黨”。他叫阿Dn嗎？這位阿Dn愛跟人打架，但總是吃虧；雖然臉上一塊青， 頭上一塊腫，卻罵得很起勁，使圍觀的人反認為他是勝利者。有次他喝醉了酒， 居然跪在一位娘姨面前，連聲哀求：“你給我做老婆！你給我做老婆？”他叫阿 Kuei嗎？這位阿Kuei常小偷小摸，并將偷來的東西變賣，有時賣雞，有 時賣銅火鍋，有時賣古磚。辛亥革命時期，杭州光復，紹興城防空虛。阿Kue i在街上大嚷：“我們的時候來了。到了明天，我們錢也有了，老婆也有了！” 不，還是讓主人公叫阿Q吧——魯迅終于這樣決定，因為“Q”這個字母就像阿 Q后腦勺墜著的那條辮子。把阿D、阿Dn、阿Kuei的身影都匯集到阿Q身 上來！
寫阿Q干什么？真是為了尋開心嗎？當然不是。多年來，魯迅一直在深刻觀 察分析中國社會，竭力探索中國人的靈魂。他感到中國人在默默地生長，萎黃， 枯死，就像壓在大石底下的小草一樣，已經長達4000年了。他想勾畫出這種 沉默的國民的靈魂，揭出痛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畫靈魂，目的是重鑄國民的靈 魂。而要重鑄民魂，首先需要正視靈魂里的毒氣和鬼氣。古人云：“知恥者近乎 勇。”好比人體的恥部，暴露出來難免令人羞澀，但人類新的生命不正是在那里 孕育，在那里誕生嗎？
在提筆為阿Q作傳的時候，魯迅不禁想起了美國傳教士史密斯寫的一本書一 一《中國人氣質》。早在留學日本的時候，魯迅就讀到了這本書的日文譯文，譯 者澀江保，書名被譯為《支那人氣質》，東京博文館出版。這本書的作者前后在 中國居留了半個世紀，通過觀察，調查，閱讀報紙、小悅、民謠、戲劇，他總結 了中國人的一些優點，如節儉、勤勞、生命力強等，但更多的卻是剖析中國人氣 質中跟現代人性格不協調的部分。比如，他認為“面子”的觀念是了解中國人許 多重要性格特征的鑰匙，而所謂“面子”則包含有不重事實，只重形式的做戲的 成分。另外，在人際關系中也缺乏誠與愛。例如衙役押送犯人時忘了帶腳鐐，就 輕易把犯人的手掌釘在大車上；即使在宗教崇拜中也缺乏虔誠，比如捐款修廟， 有的信徒只捐250個銅錢，卻在功德簿上記1000個銅錢的帳。魯迅雖然認 為史密斯對中國人的評價“錯誤亦多”，他所談的“中國人氣質”也不包括全體 中國人，但他希望中國讀者“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幾點說的對，變革 ，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贊，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立此存照（三）》）魯迅在東京時就曾跟友人談論過三個相聯的問題：（一 ）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痛恨何 在？他們同意史密斯關于中華民族缺乏誠與愛的看法，認為元、清兩代奴于異族 是重要的歷史根源。做奴隸的人還有什么地方可以說誠說愛呢？所以，要改良我 們的民族性唯一的辦法就是革命。只有革命才能鏟除奴隸根性！

在留日歸國之后的歲月里，魯迅一直在繼續開掘中國人的靈魂，思索療治民 族精神創傷的藥方，以期實現他青年時就立定的“立人”的文化綱領。他發現中 國人自命為愛中庸，但在行動上卻常常過激，并不中庸。不少中國人不敢或不愿 睜眼看現實，卻用“瞞和騙”的手段造出奇妙的逃路。中國人愛說自己愛和平， 其實是愛斗爭，自己斗，也愛看別的東西斗，諸如斗雞、斗牛、斗鵪鶉、斗蟋蟀 、斗畫眉，古代還有斗魚。閑人圍著呆看，還借此賭輸贏。有些中國人似乎患了 健忘癥。健忘，固然可以脫離精神的苦痛，但也因為健忘，往往會重蹈覆轍。比 如做兒媳時受婆婆虐待，做了婆婆照樣虐待兒媳；未當官時痛罵官吏，一旦當官 跟前任們并沒有什么兩樣。 就這樣，魯迅在深刻解剖中國國民性的基礎上，塑造出了阿Q這樣一種超越 時空、超越地域的精神典型。

魯迅筆下的阿Q是不幸的。他“真能做”，卻沒有固定職業，只給人家做短 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他沒有片瓦寸土，長期寄居在祭祀 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小廟——土谷祠中。他說他原本姓趙，但因太窮，財主趙太爺 認為他不配姓趙，于是他從此就被剝奪了姓氏。他快三十歲了，還是光棍一條。 闊人可以三妻四妾，被視為體面的事情，而他只因跪著向一位小寡婦吳媽求愛， 就被大杠子敲打，不但賠了錢，而且斷了生路，只剩下一條萬不可再脫的褲子。 阿Q這種想做奴隸而不得的境遇，使魯迅深感悲哀。

然而身為奴隸的阿Q卻不思反抗。他有一種不知從哪里來的意見，以為革命 黨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這種麻木的精神狀態，又使魯迅深感悲憤。阿 Q的性格的核心是“精神勝利法”。所謂“精神勝利法”，簡言之，就是用精神 上虛幻的勝利掩飾現實生活中的失敗。阿Q炫耀過去：“我們先前——比你闊得 多啦！”又幻想未來：“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唯獨不正視不名一文、連老婆 都娶不起的現實。阿Q明明被人揪住黃辮子，在壁上碰了四五個響頭，卻用“總 算被兒子打了”來自寬自解，于是心滿意足。他被人搶走了偶爾賭贏的錢，還挨 了一頓亂打，于是自己抽自己兩個耳光，似乎打人的是自己，挨打的是別人。這 種自我分裂，自摧自戕的辦法，又使他轉敗為勝，心滿意足。在阿Q手中，自輕 自賤也是精神勝利的武器。欺侮他的人在打他之前，讓他先說是“人打畜牲”， 以防止他說“兒子打老子”。阿Q只好說：“打蟲豸，好不好？我是蟲豸——還 不放么？”他自認為是天下第一個能自輕自賤的人。
最使魯迅感到痛心的，是阿Q不但忌諱缺點，而且以丑驕人。阿Q頭上有癩 瘡疤，便忌諱別人悅“癩”，推而廣之，連“光”“亮”“燈”“燭”都諱。別 人仍拿他的生理缺陷取笑，阿Q便說：“你還不配……”這時候，阿Q仿佛覺得 他頭上有的是一種光榮的標志，并非令人惡心的癩頭瘡了。魯迅記得，五四時期 有一位叫林損的文人，寫過一首題為《苦——樂——美——丑》的詩，其中有這 樣的句子：“樂他們不過，同他們比苦！美他們不過，同他們比丑！”魯迅認為 ，這種昏亂無賴的思想，能使人無可救藥，成為萬劫不復的奴隸。不療治這種精 神狀態，中華民族就不可能掙脫奴隸的枷鎖。
《阿Q正傳》連載了兩個多月，魯迅實在很想收束了，只是擔心伏園反對， 便將結尾的第九章“大團圓”藏在心里。可巧，孫伏園外出了，由一位叫何作霖 的先生接替他的編務，魯迅便在1922年2月12日的《晨報副刊》上刊出了 最后一章。待到3月底孫伏園返回北京，阿Q已經被主張“懲一儆百”的把總搶 斃一個多月了。縱令孫伏園怎樣善于催稿，如何笑嘻嘻，都已無濟于事。
《阿Q正傳》連續刊出后，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有許多人都栗栗危懼 ，以為作品中的某一段就是在罵自己，或者是在揭發他的隱私。魯迅創作《阿Q 正傳》，初衷“是在使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一下子就推諉掉，變成旁 觀者，而疑心到像是寫自己，又像是寫一切人，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答 （戲）周刊編者信》）顯然，這一目的已經達到了。評論界幾乎眾口一詞地給予 這部作品以高度評價。茅盾認為，《阿Q正傳》實是一部杰作。阿Q這個人物， 既是中國人品性的結晶，又概括了人類普遍弱點之一種，讀后使人想起俄國岡察 洛夫筆下的奧勃洛莫夫。周作人指出，阿Q這類人物在現實生活中既不存在而又 到處存在，作品中多用反語，即所謂冷的諷刺——“冷嘲”，其筆法受到了俄國 果戈理、波蘭顯克微支和日本夏目漱石、森鷗外等作家影響。胡適則一言以蔽之 ：魯迅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數量 不多，但差不多沒有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