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節(jié)選）》教案
屈原的作品，根據(jù)劉向、劉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離騷》1篇，《天問》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遠游》《卜居》《漁父》各1篇。據(jù)《史記•屈原列傳》司馬遷語，還有《招魂》1篇。有些學者認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懷疑《遠游》以下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筆。大體說來，《離騷》《天問》《九歌》可以作為屈原作品三種類型的代表。《九章》《遠游》《卜居》《漁父》《招魂》《大招》，其內容、風格可與《離騷》列為一組，大都是有事可據(jù)，有義可陳，重在表現(xiàn)作者內心的情愫。《離騷》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整個生命所熔鑄而成的宏偉詩篇，其中閃耀著鮮明的個性光輝，是屈原全部創(chuàng)作的重點。《天問》是屈原根據(jù)神話、傳說材料創(chuàng)作的詩篇，著重表現(xiàn)作者的學術造詣及其歷史觀和自然觀。《九歌》是楚國祀神樂曲，經(jīng)屈原加工、潤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發(fā)和環(huán)境氣氛的描述上，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顯示了南楚文學傳統(tǒng)的痕跡。《離騷》一組，《九歌》一組，構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風格。(選自《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四 《離騷》《離騷》是《楚辭》篇名，屈原的代表作，是中國古代最長的抒情詩。王逸《楚辭章句》題作《離騷經(jīng)》，宋代洪興祖在《楚辭補注》中指出：“蓋后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為經(jīng)耳。”也有人稱之為《離騷賦》，或簡稱《騷》。自漢迄南北朝，《離騷》又常被舉作屈原全部作品的總稱。在文學史上，還常以“風”“騷”并稱，用“風”來概括《詩經(jīng)》，用“騷”來概括《楚辭》。關于《離騷》篇名的涵義，古今各家說法不一。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釋為“離憂”。班固在《離騷贊序》中釋為“遭憂”。王逸在《楚辭章句》中釋為“別愁”。后人多各從其一說。近世學者，則有人據(jù)《大招》“伏戲《駕辯》，楚《勞商》只”及王逸注“《駕辯》《勞商》，皆曲名也”，認為“勞商”與“離騷”均系雙聲字，“離騷”即“勞商”之轉音，因而推論《離騷》本為楚國古樂曲名。關于《離騷》的寫作年代，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屈原放逐，著《離騷》。”則當作于放逐以后。今人對此說法不一，有說作于懷王世被疏以后，有說作于頃襄王世被放以后，有說作于懷王末頃襄王初，有說始作于懷王時而作成于頃襄王初，迄無定論。關于《離騷》的創(chuàng)作緣由，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引劉安《離騷傳》說：“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又說：“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屈原的“憂愁幽思”和怨憤，是和楚國的政治現(xiàn)實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離騷》就是他根據(jù)楚國的政治現(xiàn)實和自己的不平遭遇，“發(fā)憤以抒情”而創(chuàng)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詩。由于其中曲折盡情地抒寫了詩人的身世、思想和境遇，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屈原生活歷程的形象記錄，稱它為詩人的自敘傳。《離騷》作為長篇巨著，所表現(xiàn)的思想內容是極其豐富的。關于它的內容層次，歷來也有各種各樣的分法。大致說來，詩的前面部分是從自己的世系、品質、修養(yǎng)和抱負寫起，回溯了自己輔佐楚王所進行的改革弊政的斗爭及受讒被疏的遭遇，表明了自己決不同流合污的政治態(tài)度與“九死未悔”的堅定信念；中間部分是借女勸告、陳詞重華，總結歷史上興亡盛衰的經(jīng)驗教訓，闡述了“舉賢授能”的政治主張，并從而引出神游天地、“上下求索”的幻想境界，表現(xiàn)了對理想的執(zhí)著追求；最后部分是在追求不得之后，轉而請靈氛占卜、巫咸降神，詢問出路，從中反映了去國自疏和懷戀故土的思想矛盾，而在升騰遠游之中，“忽臨睨夫舊鄉(xiāng)”，終于不忍心離開自己的祖國，最后決心以死來殉自己的理想。前一部分作為對往事的追憶，偏重于敘寫現(xiàn)實；后兩部分作為對未來的探求，偏重于馳騁想像，最后則以回到現(xiàn)實結束全篇。詩中通過這樣的抒寫，塑造了具有崇高品格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反映了詩人實施“美政”、振興楚國的政治理想和愛國感情，表現(xiàn)了詩人修身潔行的高尚節(jié)操和嫉惡如仇的斗爭精神，并對楚國的腐敗政治和黑暗勢力作了無情的揭露和斥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