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說(備課資料)
●備課資料一、課文補注
1.“古”的時間
“古”是文中樹起的一面鑒古以戒今的旗幟。舉凡“古之學者”“古之圣人”“能行古道”之所謂“古”者，究竟指何歷史時期，須從“今”說起。本文為李蟠而作。由李蟠是唐德宗貞元十九年進士，推知本文當在前幾年即作者年約35歲時所寫。按文中例舉的孔子和“六藝經(jīng)傳”，都是“古”之影響最大者：孔子，春秋時儒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六藝”，非指奴隸主階級教育子弟的禮、樂、射、御、書、數(shù)六種技藝，乃指《詩》《書》《易》《禮》《樂》《春秋》六部儒家經(jīng)典，因其后連用了“經(jīng)傳”。僅《春秋》一經(jīng)就有三傳分行：春秋時魯國史官左丘明的《左氏傳》，戰(zhàn)國時齊人公羊高的《公羊傳》，魯人谷梁赤的《谷梁傳》。另按《師說》系作者體現(xiàn)古文理論的代表作之一，自以反對六朝以來的浮艷文風，提倡先秦兩漢文章傳統(tǒng)為創(chuàng)作宗旨。再按作者倡導古文運動時自稱“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答李翊書》)，稱“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進學解》)，至此，文中“古”所指時間昭然若揭：先秦兩漢。
2.“師”的形式
文中為論證“學必有師”的論點，在確定“能者為師”的前提下，先后列舉“師”的三種形式。
（1）問經(jīng)式。17歲的李蟠“好古文”，向韓愈請教“六藝經(jīng)傳”。聯(lián)系前文對所擇“童子之師”愚妄做法的否定，便不難斷認這是本文從師的主證形式。
（2）學藝式。“巫、醫(yī)、樂師、百工”各具專門技藝。只有師傅弟子“不恥相師”，取長補短，才能使技藝精益求精，漸臻佳境，有所發(fā)明創(chuàng)造。這是本文從師的旁證形式之一。
（3）交游式
文引《論語•述而》中“三人行必有我?guī)煛钡脑挘碗[含交游“擇善而從”之意。事參作者自敘：“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與崔群書》)。這是本文從師的旁證形式之二。
3.“君子”的所指
古籍中所謂“君子”，西周、春秋時指貴族、做官的人，如《書•無逸》言“君子所其無逸”，孔穎達疏引鄭玄曰“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春秋末年以后，漸指有道德和才能的人，如《荀子•勸學》所引“君子曰：學不可以已”。而本文中所提“君子”，顯然不屬后者，連同前文“士大夫之族”“眾人”(不含“巫、醫(yī)、樂師、百工”)者流，原不過是“恥于從師”的不同稱呼而已，均指“世祿之家”——世代相承的官僚地主。
4.“圣人”的涵義
文中兩處出現(xiàn)“圣人”的字眼。第一處和“眾人”對文的“圣人”，泛指古代統(tǒng)治階級所推崇的品德高尚、智慧高超的人，包括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這源于作者在《原道》中特創(chuàng)的圣人傳道的歷史“道統(tǒng)”：“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而作者對這個道統(tǒng)中的“圣人”訓為“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圣一也”。第二處“圣人無常師”的“圣人”，專指下文用作例證的孔子，乃儒家定于一尊以后的特稱。
(節(jié)選自《〈師說〉授課突破法》，楊伯威，《中學語文教學參考》XX年4期)
二、課文析讀
復興儒學，闡發(fā)“道”義
連清霖
歷時八年的安史之亂，使盛唐時代強大繁榮、昂揚闊大的氣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鎮(zhèn)割據(jù)、佛老蕃滋、宦官專權(quán)、民貧政亂以及吏治日壞、士風浮薄等一系列問題，整個社會已處于一種表面穩(wěn)定實則動蕩不安的危險狀態(tài)。面對嚴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懷著強烈的憂患意識，慨然奮起，思欲變革，以期王朝中興。與強烈的中興愿望相伴而來的，是復興儒學的思潮。韓愈、柳宗元將復興儒學思潮推向高峰。韓愈最突出的主張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統(tǒng)，越過西漢以后的經(jīng)學而復歸孔、孟。韓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養(yǎng)和天寶以來復古主義思潮的影響，從青年時代起，就以孔孟之道的繼承者和捍衛(wèi)者自居，聲言“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而萬萬無恨。”（《與孟尚書書》）當然，韓愈弘揚儒家道統(tǒng)的基本著眼點在于“適于時，救其弊”（《進士策問》其二），解救現(xiàn)實危難。在韓愈看來，當時最大的現(xiàn)實危難是藩鎮(zhèn)割據(jù)和作為儒家思想的對立面的佛老蕃滋。圍繞這一核心，韓愈撰寫了以“原道”為代表的大量政治論文，明君臣之義，嚴華夷之防，對藩鎮(zhèn)尤其是佛老進行了不遺余力的抨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