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病梅館記》看龔自珍的思想

 
    近代首開風氣的思想家、文學家龔自珍，從21歲開始寫作政論文章，壯年服膺今文經學之后，揮動公羊學說的魔杖，登高疾呼，揭露黑暗，抨擊時政，倡言變法。在萬馬齊喑的晚清黑暗中，沖破沉寂，挾時代的風雷，成為近代文學的開山大師。正如梁啟超所言，“晚清思想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所有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由此看來，研究晚清思想解放的潮流，勢必不能擯棄龔自珍，而探求龔自珍的思想，又不妨把龔自珍還給文學，從詩文的角度，探求龔自珍的思想。本文擬就龔自珍的寓言體散文《病梅館記》中的象征手法來管窺龔自珍的思想風貌。
沉重的政治憂患意識
龔自珍生活的嘉道時期，清王朝“將萎之華，枯于槁木”的腐敗政治已充分地顯示出來。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不斷加深，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富戶”，農民起義前呼后應，“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月日”，而且“士無恥心”，“具思全軀保室家，不復有所作為”（《明良論一》）。官愈大，愈恬不知恥，只知取悅媚上，把國家和民族前途拋到九霄云外。在《明良論二》中，龔自珍指出“歷觀近代之士，始進之年，而恥之存者寡矣”！“官愈久，則氣愈偷，望愈崇，則諂愈固；地愈近，則媚亦工，至身為三公，為六卿，非但目未睹，耳未聞，夢寐亦未之及，臣節之盛，掃地盡矣”，面對黑暗腐敗的封建末世，龔自珍以其敏銳的眼光，卓越的膽識，寫了不起11篇《乙丙之際箸議》和4篇《明良論》對君主專制和帝王的絕對權威進行了犀利的批判，他認為政治腐敗的政體原因，乃是“天下事無巨細，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則雖以總督之尊，而實不能以行一謀、專一事（《明良論四》）”，皇帝控制一切，獨斷一切，內閣輔臣只是“待直承旨”。“乾綱獨斷”對臣民的百般鉗制，使得官僚士大夫盡成帝王的仆妾犬馬，朝見長跪，夕見長跪，人格更是受到極大的侮辱，怎么還有廉恥可言。惡性循環的結果，就是政治上庸庸碌碌，仰帝王鼻息，不僅絕少建樹，而且形成寡恥，阿諛奉承之風。“四海為秋氣，一室難為春”，廟堂上下，愈加呈現一派寂然無生氣的僵尸景象，整個社會已到了“曰之將夕”的衰世。龔自珍雖位居下僚，但他關心國家大事。是清代每一個站在獨立的學者立場上以個人的思考為依據縱橫議論時政的人物，他是思想家。又是一個實干家，同時更具詩人氣質：“少年哀樂過于人，歌泣無端字字真。”作為一個時代的先覺者，一個不甘遁世自適的志士，他的精神常常是痛苦的。“簫和劍”是他反復使用的意象，代表他多情易感和豪放任俠的兩面。從早年的“怨去吹簫，狂來說劍”，到晚年的“劍氣簫心一例消”。但無論怎樣，龔自珍始終睥睨俗世，直面人生。因此，沉重的政治憂患意識時時積壓心頭，這一點不能不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
而888寫于77辭官南歸的1839年，當時正值鴉片戰爭前夜，中英沖突，一觸即發，統治階級對內高壓政策也愈演愈烈，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惡化。77于4月23日出都，7月9日抵杭州家中，寓言體散文888和〈〈已亥雜詩〉〉同寫于這一年，其寄托之意不能不說深刻。
由此可見，888的象征意義，首先是沉重的政治憂患意識，它以病梅象征茍且偷安，偷惰畏葸的各級封建官員，以“曲”“欹”“疏”象征清朝的病態統治，以“文人畫士”象征玩弄政治把戲的皇帝近臣，以江浙皆病梅象征死氣沉沉的官場，以“病梅館”象征作者革除時弊、挽枯扶榮的愿望和決心。
二、深刻的解放人才的觀念
嘉道時期對人才的束縛、壓制、摧殘是極其嚴重的。封建統治者所需要的人才，首先必須是俯首帖耳，曲意逢迎，沒有個性、沒有獨立人格的奴才。這種標準必然導致大批蠢才魚目混珠，討得主子的歡心，成為統治階級馴服的工具，而真正出類拔萃的人才反而為統治階級所不容，統治階級對這樣的人才不是千方百計的加以束縛，使之就范，就是毫不留情的加以殺戮。77不僅對此明察不爽，且有切身體驗。在〈〈乙丙之際箸議之九〉〉中，他指出“當彼之世也，百才士和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民亦戮之，聲音笑貌亦戮之。……其法亦不得要領，徒戮其心，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漸或三歲戮之，百年而戮之。”這也就是說，只要出現了有才能的士子或人才，封建統治者豢養的幫兇就會群起而督責、束縛，用各種卑鄙的手段，使“天下官之種類，盡此數者，既盡軀而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