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學進入中國的回顧與前瞻
二）對中國科技發展滯后的一點思考
中國工程院院士 郭重慶
李約瑟為何由一個生物化學家轉變為一個特別關注中國科學與技術發展的科學史學家？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是：1937年三個中國留學生來到了劍橋，李從這三個中國學生身上看到一個勤奮、智慧和謙讓的民族的影子，由此，產生了他的第一問：“為什么以伽利略為代表的近代科學不是產生在中國，而是產生在歐洲？”這一問成了促使李約瑟歷盡半個世紀潛心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動力，1942年他撇下 他的生物化學實驗室來到了生疏的中國，在對中國古代的技術成就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后，他進而提出了他的第二問：“為什么在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5世紀中國在獲取和利用自然知識上比西方更有效？”
這兩問從此逐步被公認為“李約瑟難題”或“李約瑟之謎”，成為中外科學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門話題，特別是成為中國人的“李約瑟情結”，因為中國一直被光榮的歷史回憶和現實落后的屈辱所困擾，憂國憂民的中國知識分子試圖從痛苦的歷史反省中認識歷史，尋求一條民族復興的道路。
中國科學技術比西方落后絕不在于中國人的智力水平比西方人低，而在于科學技術發展的環境，英國數學家和哲學家懷特海說過一句很尖刻的話：“中國人就個人從事研究的稟賦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中國的科學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任其自生自滅的話，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認為它可以取得任何成就。”（引自懷特海著《科學與近代世界》）
中國對人類科學技術的發展還是作過諸多貢獻，盡管有爭議。但在近代，特別是自清代以后，在“閉關自守”的政策下，科學技術日漸衰落，盡管在182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曾占世界的28.7%，1830年中國的工業產量等于英國的3倍，但這只是落日余暉，強弩之末，而此時歐洲正在文藝復興思想解放運動的啟迪下，資產階級革命如火如荼，科學技術、經濟與文化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推動了技術的進步，驗證了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經濟、技術、文化及社會大發展的一般歷史規律。而在思想禁錮，以及資源配置效率極低的社會環境中，人的聰明才智很難得以充分發揮，科學技術也難以得到發展。
經濟學家羅森堡在《西方致富之路——工業化國家的經濟演變》中認為：“就科學技術本身而論，直到15世紀中國和阿拉伯國家顯然高于歐洲，但西方國家很快后來居上，原因在于西歐在中世紀后建立了一種有利于不斷創新的機制。”
技術創新首先取決于制度安排，但也取決于制度及民族文化傳統本身的適配性。制度、民族文化傳統是一個民族深層的信念結構，這些信念結構是規范社會經濟活動的根本力量，也是一個國家力量強弱的根源，在看到我們的體制和民族文化傳統的正面因素時，同時也應正視其負面因素，我們必須在自我批判中前進。
中國傳統文化中重“道”輕“器”，“道”本“器”末，貶低科學技術的作用，所以沒有形成以科學文化為主導的物質文化。在創新和守舊的抉擇中趨于守舊，奉行“中庸之道”，“天不變道亦不變”，缺乏創新精神。在教育中抑制個性，泯滅個性，缺乏自主精神，認為從商言利者是背離正道的人。“抑商賤術”的社會傳統制約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育，延緩了XX年封建社會的變革，所以楊振寧認為：“儒家文化的保守性是中國三個世紀抗拒西方科學思想的最大原因。”缺乏創新文化的底蘊是我們中華民族在科學技術發展上很難有大作為的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