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警報》  教案

季陶民畫了一幅紫藤問葉三。/葉三說：“紫藤里有風。”/“唔！你怎么知道？”/“花是亂的。”/季陶民畫了一幅小品，老鼠上燈臺。葉三說：/“這是一只小老鼠。”/“何以見得。”/“老鼠把尾巴卷在燈臺柱上。它很頑皮。”/“對！”在這里葉三與季陶民的思想和審美趣味的和諧達到驚人的程度。
總之，汪曾祺作品的素樸美主要表現在作品的和諧、藝術形象和語言三個方面。其中和諧是素樸美的靈魂，這不僅表現在作品的結構、格調中，而且滲透到作品的每個生命細胞中，使之渾然天成毫無刀斧的痕跡。藝術形象是素樸美的核心和重要體現，語言是素樸美的重要因素，是栽體。
四、獨特的取材內容
汪曾祺有著很強的文化意識的民間性，這就決定了其小說創作不僅在取材上具有明顯的民間地域性特點，而且所描寫的對象大多是民間的市井人物。尤其是，他對待這些人物，并不是像魯迅寫阿q那樣“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或者像《祝福》那樣揭示其凄慘的悲劇命運。也不像十七年的小說那樣反映他們的革命性和英雄精神，而是撥開壓在他們身上的層層陰云，發掘蘊藏在他們內心的美質和情操，張揚他們生活中的美和歡樂。《晚飯花•三姊妹出嫁》中的皮匠、剃頭匠和賣糖郎，《雞鴨名家》中的陸長庚、余老五，《故里三陳》中的陳小手、陳四、陳泥鰍……這些下層勞動者的生活并無多少光明可言，但，他們都在各自微賤庸常的營生中以出色的勞動創造出了一種美的境界。從而使他們的生活充溢著一種生命的歡愉。以往的評論中，常把汪曾祺的這種描寫稱之為“風俗畫”，但是汪曾祺的創作目的卻絕不僅僅在“風俗畫”。其深刻的主題意蘊是向人們揭示一種獨特的民間原生態及其包含著的生命意識。這在他的重要代表作品《受戒》和《大淖記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在這兩部作品中，汪曾祺以優美的筆調向我們描繪出了一個富有“異質性”的民間地域。在《受戒》中，是那個法外之地“荸薺庵”，在《大淖記事》中，是“顏色、聲音、氣味和街里不一樣”的“大淖”。這里的一切都顯示出一種自然的原生形態，人們的風俗習慣，是非標準，倫理道德與“念過‘子曰’的人完全不同”，顯示著一種獨立于傳統之外的文化觀念和價值觀念。比如，他們把“出家”叫做“當和尚”，不同的說法，構成了完全不同的兩種內含。“出家”意味著了斷塵緣，滅絕人性，去過一種非人的生活。而“當和尚”，卻像“當畫匠”、“當箍桶的”、“當彈棉花的”一樣，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或方式。“人家弟兄多，就派一個出去當和尚”。因此，當爹、娘和舅舅決定讓明海當和尚時，他“覺得這實在是在情在理，沒有理由反對”（《受戒》）。“這里人家的婚嫁極少明媒正娶……媳婦，多是自己跑來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他們在男女關系上是比較隨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個媳婦，在丈夫之外，再‘靠’一個，不是稀奇事。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還是惱，只有一個標準：情愿。”（《大淖記事》）
這種獨特的民間生活觀念更為集中地體現在這兩部作品對愛情的描寫上。在《受戒》和《大淖記事》中，明海和小英子，巧云和十一子，無非是美女、俊男的自然相愛，這種故事并沒有什么新鮮可言，而汪曾祺將其寫得格外出色，其關鍵就在于他寫出了支配著其情感方式和行為方式的那種獨特的民間意識。巧云愛十一子，卻被劉號長破了身子。這在一般的創作中，總要強調或渲染一番劉號長的強行，以顯示巧云愛情的悲劇性。而汪曾祺卻沒有這樣，他對這件事的描寫極為平淡，只用一句話（“就在這一天夜里，另外一個人，撥開了巧云家的門。”）便輕輕帶過。因為，他要突出表現的是在民間那種特定的文化觀念的潛在影響下，人們對這種事的態度：巧云的殘廢爹當時就知道了。他拿著劉號長留下的十塊錢，“只是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鄰居們知道了，姑娘媳婦并未多議論，只罵了一句：“這個該死的”。而巧云也“沒有淌眼淚，更沒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而是想，“人生在世，總有這一遭！只是為什么是這個人？真不該是這個人！……她覺得對不起十一子，好像自己做了什么錯事。她非常失悔，沒有把自己給十一子！”于是，巧云便把自己給了十一子。但，劉號長還是來，只是巧云“全身都是冷淡的”；而對十一子，則是全身心地投入。這就使我們感到愛情仍然是美麗的，甚至更加令人心顫。這種奇妙的審美感受離開了對于這種獨特的民間文化觀念的揭示與展露是不可能產生的。《受戒》的價值也仍然不在愛情，而在于那種僧俗之間奇妙和諧的民間形態。明海當了和尚，卻又在此時與小英子相愛了，并且愛得那么自然，健康，美好，圣潔。明海的和尚生涯與其愛情發展并行不悖地向前推進，他的受戒之日，也正是其愛情發展到高潮之時。這在通常的意義上是非常荒誕的。中國的和尚是與愛情不相容的，而汪曾祺卻寫出了他們的另一種形態，即民間形態。美好的愛情只有在這種自然原生的文化形態中才能夠得以實現。離開了這種獨特的文化形態，任何愛情的和諧與美麗都是難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