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能寫好機關應用文呢?

　　古今中外，凡是有作為的政治家，無不重視公文的寫作。在我國，公文的產生，幾乎和文字的形成同步。中國的文章史，實際上是從應用文開始的。在甲骨文中，多是國家的卜辭文書，其中有殷王的文告，如“王大令眾人曰協田！其受年”(殷王命令奴隸們努力耕田！那就能獲得好收成)。金文就是古人把文件記在鐘鼎上的文字。如《毛公鼎》是成王冊命毛公之辭，《散氏盤》是兩國疆界的契約。《尚書》中的誥、命、誓是周朝作為訓誡勉勵的文告和出師作戰的命令、誓詞。在《論語•憲問》中，還記載了文件的寫作過程，“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可見古人是多么重視文件的撰寫。漢代以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家政務活動的日趨復雜，公文的種類也越來越多，光是以皇帝名義發布的文件就有制、誥、詔、旨，敕、冊、策、諭、令、檄等等。而對公文寫作經驗的總結，也開始系統化、理論化。在《后漢書•劉陶傳》中出現了“公文”一詞：“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晉代陸機的《文賦》，第一次把文章的寫作過程、方法、形式、技巧等問題，提到文學批評的范疇。其中就有碑、誄、奏說。梁朝的劉勰，撰寫了體大思精的《文心雕龍》其中《書記》、《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祝盟》等篇，都是對各類應用文的比較系統的論述。歷代許多有作為的大政治家、文學家也寫下了大量的應用文。如秦代李斯給秦王的報告《諫逐客書》，漢代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賈誼的《過秦論》、《治安策》、《論積貯疏》，晁錯的《賢良對策》、《論貴粟疏》、《言兵事疏》，王莽的《新莽量銘》，三國蜀漢諸葛亮的《出師表》，晉朝李密的《陳情表》，唐代魏征的《諫太宗十思疏》，韓愈的《論佛骨表》，宋代王安石的《答司馬諫議書》蘇軾的《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札子》等等，都是公文中的佳品，至今仍然是我們借鑒學習的范文。

　　我們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機關公文的寫作。早在一九二三年，由中國共產黨領導成立的海陸豐總農會和廣東某某農會，就設立過“文牘部”。一九三一年，周恩來同志組織文書部門制定了《文書處置辦法》。一九四二年，陜甘寧邊區政府還頒發過《陜甘寧邊區新公文程式》，把機關公文分成主要公文和輔助公文兩類，主要公文有命令、布告、批簽、公函、呈文等五種；輔助公文有指示信、報告、快郵代電、簽條、通知等五種。一九四九年二月，華北人民政府又頒發了《華北人民政府公文處理暫行辦法》，對公文程序、種類、格式和行文關系作了規定。全國解放后，政務院又于一一年頒發了新的《公文處理暫行辦法》，對機關應用文的處理原則、種類和寫作要求作了具體規定。一一年一月，一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和中央辦公廳又先后批發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和某某(某地)級機關文書處理工作和檔案工作暫行條例》與《中國共產黨某地級機關文書處理工作和檔案工作暫行辦法》，一九八一年二月，國務院辦公廳又發布了《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暫行辦法》，共七章三十三條，具體規定了公文的性質、任務和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及時、準確、安全、保密等撰寫與處理原則。隨著各項改革事業的深入發展，機關公文工作面臨著新的形勢和更高的要求。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共七章三十七條。它的發布實施，對提高公文質量和辦文效率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