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關公文應講究語言文采

　　提起機關公文，不少擬寫者厭倦，認為沒寫頭；更多的閱讀者皺眉，認為沒看頭。這倒使我想起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干部會上所作的《反對黨八股》的講演中列舉的黨八被的罪狀。其中的“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語言無味，象個癟三”、“甲乙丙丁，開中藥鋪”，倒是言中了我們當今公文中的一個十分嚴重，卻又末被充分認識的問題。這就是缺少文采，甚至根本沒有文采，成了當今公文的一個通病。

　　為什么55年前毛澤東同志指出的問題，今天重又出現呢?這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歷史的原因。古人寫文章是很講究文采的，孔子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這是十分中肯的意見。一部《論語》，不但是孔子和他的弟子的思想和學問體現，其語言的精煉、優美、含蓄，也是古代文章的典范。后世的學者也都很注重文章的文采，人們所以愛讀司馬遷的《史記》，不只是為了了解歷史，還常常是出于欣賞文章的文采。至于諸葛亮的《出師表》、陳琳的《為袁紹檄豫州文》等雖屬公文，也是很有文采的。但是，自從文學與其他學科顯著地分途以來，有些非文學作品的作者對于文章，特別是對公文的文采便有所忽視。宋代以后，甚至有“作文害道”之說。清代某些主張經世致用的學者，更有輕視文采的傾向。到了本世紀40年代則有“黨八股”的出現。以上可以說是歷史的原因。

　　二是認識上的原因。不少人對公文語言必須莊重、樸實的要求作了片面的理解，以為莊重就不能抒發情感，樸實就不能使用華麗的詞句。于是公文語言在運用上便越來越枯燥乏味，在表情達意上便越來越平淡浮淺，好似患了“貧血”病和營養不良癥。又有不少人認為公文屬于應用文，又不是文學作品，只要通俗、明白、易懂就行了，要什么文采?于是不少公文便只有抽象的道理，缺少具體的形象;便只有一二三四的敘述，沒有生動鮮明的論證。這就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那種“不生動，不形象，使人看了頭痛”的文章。還有一些人則死守著公文的既定框框和固有程式，不敢超越雷池一步。所以，如今雖說誰都認為毛澤東的文稿很有文采，也常以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作為范文。可要是誰真的象毛澤東那樣撰寫調查報告，恐怕十個有十個要以“不合規范，沒有章法”被“斃”掉。而我們經常接觸到的一些調查報告，雖然是既合規范，又有章法，卻是沒了生氣，沒了個性，形式呆板，語言枯燥，不要說群眾不愿意看，就連自己讀起來也味同嚼蠟。

　　三是作者的原因。領導懶于動筆是其一。領導在辦文上如何使用秘書，毛澤東同志對此講得最多，最尖

　　銳，也最深刻。他歷來主張領導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可是現在又有多少領導親自動手寫文章呢7有的同

　　志原本是寫文章的，文筆也不錯，但一當了領導就“馬放南山，刀槍入庫”了。如今，大領導不寫，小領導也不寫，甚至不寫文章的辦公室主任也大有人在。曹操、王安石等古代將相的文章為什么很有文采，毛澤東、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文章為什么很有文采，原因盡管是多方面的，但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是一個重要原因。領導著一個方面的工作，甚至是領導著一項偉大事業的領導干部，其嘔心瀝血的辛勞，其屢經挫折的感慨，其運籌帷幄的靈感，其百戰百勝的激情，絕非秘書所能感受，更非秘書所能寫出。唯有領導親自動筆，才能情感洋溢，異彩紛呈。缺乏真情實感是其二。公文雖屬受命之作，但若沒有真摯的情懷，實際的感受，也是不可能寫出文采的，更不可能以這樣的文章去感染、感動他人。如《轉發通知的通知的通知》之類的“接力”文;既無新內容，也無新舉措，更無新精神，年年如此的“季節”文；照顧方方面面，大段摘抄引證，不能不發的“應景”文。還有一些要求下級令行禁止的公文，需要深入調查研究才能寫好的公文，本人卻不令行禁止，自己從不下去，又讓秘書閉門造車，又怎能寫出文采呢?素質太差勉為其難是其三。多數機關工作人員，包括秘書原本文學功底就淺，進入機關這個門后，又從沒遇上個本領高強的“師傅”，如此一代傳一代，文通字順已經很不簡單了，哪有文采之說。加之，今天晚上布置的文，明天早上就必須交卷，只好“蘿卜快了不洗泥”，質量服從速度，還講什么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