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
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回憶，不勝慚悚。
（1934年1月1日）
（選自《蔡元培選集》下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三、回想北大當年（張申府）
我從19xx年考入北京大學，到畢業后留校教書，前后共8個年頭。想起北大當年，使我興奮，令人回味。
進 北 大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它是戊戌變法運動的產物，是維新派克服了頑固守舊勢力的重重阻撓建立起來的高等學府。辛亥革命后，嚴復被任命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后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校，大學堂總監督改稱大學校校長，各科的監督改稱學長，原來附屬的高等學堂亦改稱為大學預科了。
19xx年，我在北京高等師范學堂附屬中學班讀書。秋天，跳班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當時的北大設文、法、理、工科和預科，本科設在地安門的馬神廟，預科設在北河沿的清代譯學館舊址。
所謂“預科”相當于北大的附屬高中，學制為三年(后改兩年)，畢業后可以免試升入本科。預科又分為兩類:第一類預科畢業后升入文、法本科;第二類預科畢業后升入理、工科。它偏重于數學的教學。
我在第二類預科上了一年，覺得并不太吃力。便想去考本科，可是北大的理工科有嚴格的規定:凡報考本科者，必須有高等專門學校畢業的文憑。初期讀文科的人并不太多，因此報考文科只要求同等學歷，并不注重文憑。我升學心切，暑假改了一個名字，考上了文科。
北大文科分哲學、歷史、國文學、英文學4個學門(后改稱為系)，我上了哲學門。照北大原定的計劃。哲學門分為中國哲學、西洋哲學、印度哲學3類，但這個計劃并未實現，只是混合設立一個哲學門。我雖然入了哲學門，卻一心不忘數學。那時，我見知于數學系主任兼代理學長馮祖荀先生，在哲學門不到兩個月，又轉入了數學門。
可是轉了數學門，我又放不下哲學。在哲學門兩個月的學習中，時間雖然極短，但眼界大開，我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樣，我上的是數學的課，讀的卻多是哲學的書。從那時起，我主要研究的都是哲學及其有關科目。當然，數學書始終不斷在我的涉獵之中，只是數學題從不肯做，化學實驗更是絕少動手。
藏 書 樓
我剛進北大時，學校還沒有圖書館，只有一個藏書樓，設在馬神廟校舍后院的所謂四公主梳妝樓里。藏書樓的書可以外借，但沒有閱覽室。過了一年，藏書樓騰出一些地方，辟出閱覽室，閱覽桌放在中間，四周擺上書柜，柜里都是西文書，平時總是上著鎖，線裝書則放在樓上，借閱的人也并不多。我上預科的時候，常常從北河沿到藏書樓來借書，猶記得那時我借的書有德文與法文的《數理科學百科全書》等。一個大學預科一年級的學生，借讀這樣高深的德法文書，當時并不很多。這得到了馮祖荀先生的青睞，藏書樓的管理人員由此也給了我許多方便。上本科后，我更是經常呆在閱覽室里。那時書本來無多，我可以就架恣意快讀，除了工程書以外，柜里的書幾乎沒有我不看的。
有一天，我發現了一本裝潢精美的書，是一本精裝本，19xx年美國出版，書名是《我們的外界知識》，英國羅素著。翻看一遍，覺得很有意思，又坐下來接連看了兩遍，真有點愛不釋手了。由此我發現了羅素，并對之產生了興趣。30年代，我一度再任北大講師，專講羅素哲學，這也可以說是與北大藏書樓的幫助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