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

（節選自《蔡元培全集•前言》，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二、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蔡元培）
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民國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有師范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譯學館教員，講授國文及西洋史，是為我在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民國元年，我長教育部，對于大學有特別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于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于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爾時想不到后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制，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于入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于大學中設預科。(此點后來為胡適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薈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后，就不必顧慮了。)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兩年后，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于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后說，進北京。
我到京后，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志，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對于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于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于學問上并沒有什么興會，只要年限滿后，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拼命的連夜閱讀講義，只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范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范圍告知他們了。于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后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后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劣根性，是于求學上很有妨礙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只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