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教學實錄(含練習)
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兩年后，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太腐敗，進去了，若不能整頓，反于自己的聲名有礙。這當然是出于愛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說，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愛人以德的說法。我到底服從后說，進北京。
我到京后，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志，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對于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于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而夏君原任理科學長，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舊貫；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于學問上并沒有什么興會，只要年限滿后，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拼命地連夜閱讀講義，只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范圍；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范圍告知他們了。于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而尤注重在畢業以后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因為畢業后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劣根性，是于求學上很有妨礙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然而要打破這些習慣，只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
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們認識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后，即請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并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適之君與錢玄同君等絕對地提倡白話文學，而劉申叔、黃季剛諸君仍極端維護文言的文學；那時候就讓他們并存。我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話文，也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也聲明：作美術文，用白話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們寫字，為應用起見，自然要寫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隸寫藥方，當然不可；若是為人寫斗方或屏聯，作裝飾品，即寫篆隸章草，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