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文化
讀到高中二年級，日本人占領了江南，江北危急。我隨祖父、父親在離城稍遠的一個村莊的小庵里避難。在庵里大概住了半年。在這座小庵里我除了帶了準備考大學的教科書，只帶了兩本書，一本《沈從文小說選》，一本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說得夸張一點，可以說這兩本書定了我的終身。這使我對文學形成比較穩定的興趣，并且對我的風格產生深遠的影響。我父親也看了沈從文的小說，說：“小說也是可以這樣寫的?”我的小說也有人說是不像小說，其來有之。
1939年，我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大學，到了昆明，得了一場惡性瘧疾，住進了醫院。這是我一生第一次住院，也是惟一的一次。高燒超過四十度。護士給我注射了強心針，我問她：“要不要寫遺書?”我剛剛能喝一碗蛋花湯，晃晃悠悠進了考場。考完了，一點把握沒有。天保佑，發了榜，我居然考中了第一志愿：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
我成不了語言文字學家。我對古文字有興趣的只是它的美術價值——字形。我一直沒有學會國際音標。我不會成為文學史研究者或文學理論專家，我上課很少記筆記，并且時常缺課。我只能從興趣出發，隨心所欲，亂七八糟地看一些書，白天在茶館里，夜晚在系圖書館。于是，我只能成為一個作家了。
不能說我的投考志愿書上填了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是沖著沈從文去的，我當時有點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強烈的意志。但是“沈從文”是對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過的。
沈先生一共開過三門課：“多體文習作”、“創作實習”、“中國小說史”。我都選了。沈先生很欣賞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說是得意高足。
我讀的是中國文學系，但是大部分時間是看翻譯小說。當時在聯大比較時髦的是a•紀德，后來是薩特。我20歲開始發表作品。外國作家我受影響較大的是契訶夫，還有一個西班牙作家阿左林。我很喜歡阿左林，他的小說像是覆蓋著陰影的小溪，安安靜靜的，同時又是活潑的，流動的。我讀了一些茀金妮•沃爾芙的作品，讀了普魯斯特小說的片斷。我的小說有一個時期明顯地受了意識流方法的影響，如《小學校的鐘聲》、《復仇》。
1946年初秋，我由昆明到上海，經李健吾先生介紹，到一個私立中學教了兩年書，1948年初春離開。這兩年寫了一些小說，結為《邂逅集》。
到北京，失業半年，后來到歷史博物館任職。北京一解放，我就報名參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團。
我原想隨四野一直打到廣州，積累生活，寫一點剛勁的作品，不想到武漢就被留下來接管文教單位，后來又被派到一個女子中學當副教導主任。一年之后，我又回到北京，到北京市文聯工作。1954年，調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
自1950年至1958年，我一直當文藝刊物編輯。編過《北京文藝》、《說說唱唱》、《民間文學》。我對民間文學是很有感情的。民間故事豐富的想像和農民式的幽默，民歌的比喻新鮮和韻律的精巧使我驚奇不已。但我對民間文學的感情被割斷了。1958年，我被劃成右派，下放到長城外面的一個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將近4年。
這4年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我和農業工人（即是農民）一同勞動，吃一樣的飯，晚上睡在一間大宿舍里，一鋪大炕上（枕頭挨著枕頭，虱子可以自由地從最東邊一個人的被窩里爬到最西邊的被窩里）。我比較切實地看到中國的農村和中國的農民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