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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閱讀（略）

　　逝去的儒者——我的父親梁漱溟（節(jié)選）

　　梁培寬

　　“反右”的時候父親“幸免于難”，可他早成了“反面教材”，在政協(xié)大會小會上常成為批斗的對象。父親從不為這些事情苦惱，仍專心從事自己的著述工作。但這畢竟不是一件令人舒心的事，有時他也會因此失眠。此時，他責備自己修養(yǎng)不夠，不該把這些事情放在心上。

　　1973年10月開始的“批林批孔”運動又將父親卷入了一場巨大的政治漩渦。在政協(xié)學習會上，人人要“表態(tài)”，唯有父親一直沉默不語。可是“不表態(tài)”就是一種“表態(tài)”，沉默是不允許的。會議主持人三番五次“動員”，要他亮明自己的觀點。因要求保留意見不被允許，從1974年1月開始，父親動手寫文章闡述自己對孔子的看法。

　　1974年2月，父親作了《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的長篇發(fā)言。在那“批孔”的狂潮下，他仍然捍衛(wèi)孔子，替儒家思想辯護，無疑是件觸犯眾怒之事。父親公開講過“我的態(tài)度是不批‘孔’只批‘林’”，這引起了對他的大會小會不斷的批判。1974年9月23日，歷時半年多的批判告一段落，主持人問他有何感想，父親回答：“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主持人勒令他解釋。父親說：“匹夫’就是獨人一個，無權無勢。他的最后一招只是堅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奪掉，但這個‘志’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

　　我知道，在父親內心深處，一直以“不容自昧”作為自律的底線。所以即便面臨當時的政治高壓，他依然具有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面對可能發(fā)生的任何結果。

　　父親能在這么多年的政治風浪中泰然堅持下來，一直￣活到95歲，這讓很多人覺得不好理解。1979年，他寫信給朋友： “一切禍福、榮辱、得失之來完全接受，不疑訝、不駭異、不怨不尤。”這都是他多年來對佛學和儒學“踐履實修”的結果。

　　對佛學的道理，父親是“老而彌篤”。我們小時候跟他去寺院，從不見父親拜佛、燒香，對他而言，最重要的是“破我執(zhí)”、 “忘我”，如果一個人能“忘我”，不考慮個人利害得失，人的精神面貌就會有根本不同，很多問題就不成為問題了。

　　1942年，父親自日軍的炮火下逃生之后寫過一篇《香港脫險寄寬恕兩兒》的文章，說“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因為這句話，他遭到了許多人的譏評，說他狂妄、口氣大。我理解他還是出于責任感和使命感而發(fā)此感慨的，他曾說： “假如我所作所為，只求一個人享樂，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他認為自己對整個中國文化甚至于中國前途，都有所見，甚至有責任。他的任務沒有完成，所以不能死。

　　父親信奉孔子的“仁者不憂”，因此他“樂天知命”。抗戰(zhàn)期間，有朋友在桂林七星巖請他吃素席，飯后在一株小樹下聊天，恰好敵機在頭上盤旋下“蛋”，朋友嚇得大驚失色，父親卻鎮(zhèn)定自若地聊天。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北京人都逃到戶外，父親卻安居不動在居委會的再三勸告下，最后才有幾個晚上到寓所后山的草地上露宿。

　　1988年，父親因腎衰竭住院。他認為佛家對生命的態(tài)度是“不求生，不求死”，順其自然。5月11日他把我叫到床側，示意有話要說。他說： “人的壽命有限。醫(yī)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經(jīng)完了，壽數(shù)就這樣了。”我問他還有什么要交代的。他只坦然說“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