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鏈》

然而，雖然生活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激烈斗爭的年代，并對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深惡痛絕，頻頻做出無情的揭露和鞭撻，莫泊桑卻又力圖超脫于政治之上。他明確表示“不愿把自己同任何政黨、宗教、派別和團體拴在一起”。這使他不可能正確認識到勞苦大眾真正的矛頭所向，認識到他們不幸的深層社會根源在于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和根深蒂固的等級差距，從而把瑪蒂爾德痛苦和氣憤的原因歸結為命運安排的不公。這樣，瑪蒂爾德英勇頑強的反抗也就僅限于對神秘、虛緲的所謂命運的反抗和斗爭，而不可能上升到反對意識到的社會制度的高度。事實上，在這里，命運充當了社會制度的替罪羊的角色。但我們又說，盡管莫泊桑筆下下層人物的這種反抗斗爭是不徹底的、有局限性的，但他畢竟敏銳深刻地反映出下層人民強烈迫切的內在要求和真實復雜的思想面貌。比之單純的表現對小資產階級的諷刺或同情，這種滲透著同情、肯定的諷刺的出場無疑體現出作者藝術技巧的爐火純青和思想深度的重大提高，是值得我們關注和欣喜的。
那種既看不到瑪蒂爾德的反抗意識的可貴性，又看輕作者對主人公的諷刺嘲弄，而僅僅憑項鏈丟失后作者的幾句微不足道的議論，就認定小說“夸大了偶然事件對人生的影響，無形中宣揚了宿命論思想”(劉念茲等《歐美文學簡編》)的觀點只能是掛一漏萬。最近兩年，更有人認為“莫泊桑寫作項鏈的本意，并不是為了批判譴責金錢萬能，以貧富分貴賤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也不僅僅是對小資產階級庸俗虛榮心理的嘲諷，而主要的在于宣揚世間一切貧賤富貴皆天定，天命不可違逆，企圖借美貌姿色、靈活腦筋、高雅才干去抗天逆命只能自食苦果，從而勸誡人們要安于現狀，知天認命，不要想入非非，抱有任何超越命運安排的奢望。”(寧子紅語)這種把整篇小說解讀為鼓吹宿命論，把莫泊桑看做除了滿腦子宿命論的頑固思想外別無是處的偏見只能是漏洞百出，不堪一擊的。生活不是一帆風順的，帶有不可知性、偶然性，但這不是宿命論，而是生活的辯證法。作者非但不是勸誡人們要知天認命，不要抱任何超越命運安排的奢望，相反，他對瑪蒂爾德的英勇反抗和不甘屈服是給予了充分肯定的。
四、諷刺與同情共在的包容性
正是《項鏈》對諷刺與同情這一對立關系因素的兼容，使小說顯示出一種可貴的“包容性”、豐富性和深刻性。這是小說膾炙人口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學史表明，具有包容性的“圓形人物”常常是偉大之作不可或缺的要素。不朽的典型阿q那多層次的、對立統一的性格系統無疑具有博大的包容性。其多重對立統一的復雜矛盾性格的出場，使讀者既感到可笑可鄙，又產生出深重的可憐和哀痛。阿0性格的這種包容性與作者對阿q既“怒其不爭”，又“哀其不幸”的復雜感情是有很大關系的。正如徐岱先生所言，“作品能否具有‘包容性’，很重要的一點在于創作主體本身是否具有一種悲天憫人的胸襟氣度。”偉大的戲劇家莎±比亞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在他的劇作中，我們處處都能感受到這種胸懷和氣度。“有一種感情，只有莎士比亞在舞臺上才加以表現，那便是憐憫，一種對受難者并不帶有贊賞之意的憐憫，一種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憐憫，有時甚至是對卑鄙角色的憐憫。”例如，《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詩人普希金在把他與莫里哀的名劇《慳吝人》里的主角阿巴恭比較后發現：“莫里哀的慳吝人只是慳吝而已；而莎士比亞的夏洛克卻是慳吝、機靈、復仇心重、熱愛子女，而且敏銳多智。”這種人物形象的豐富性、包容性使得莎劇比《慳吝人》顯出真正的審美力度和大家風采。因此，諷刺和同情非但可以不相互排斥，而且可以如莫泊桑的老師福樓拜所指出的：“諷刺并不妨礙同情，正相反，如果分寸掌握得好，諷刺往往也加強了哀戚的一面。”其名作《包法利夫人》正是成功實踐這一觀點的范例。恰如納博科夫所說：“福樓拜的小說將諷刺與悲憫相當精妙地融會在一起。”在寫作的諸多方面頗得恩師真傳的莫泊桑也毫不遜色。短短一篇《項鏈》中，諷刺越無情，肯定越有力，二者相反相成、相得益彰，顯露出深刻、豐富、辯證的包容性，折射出作者深沉厚重、悲天憫人的博大襟懷。這正是《項鏈》一百多年來仍余音繞梁，魅力永駐的深層思想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