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來主義

曲解之四：“大宅子”縱向比喻論，認為“大宅子”的比喻屬于古今縱向繼承的比喻，這個縱向比喻要么導致本文主旨是關于繼承遺產的立論，要么就只能算是魯迅的一個“敗筆”，云云。江蘇的匡吉先生就在《中學語文》雜志上撰文指責這是魯迅的“敗筆”而無需“為賢者諱”。我們不能茍同“敗筆”說�！按笳�子”的比喻是《拿來主義》一文后半部分的主體，占了后半部分的大部分篇幅，不可不弄明白設喻的用意所在。稍有文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大凡設喻多是就近取材，取讀者所熟悉而容易理解的事例，所以魯迅選用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大宅子”設喻。可以說，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要表達“拿來主義”的主題，大概沒有比“大宅子”這個比喻更為貼切的比喻了。大宅子所比喻的三種情況真是恰到了好處。就是過了六七十年之后的今天，“敗筆”說的作者也沒能舉出更為恰切的例子來作為設喻的反駁。只要你認真讀一讀魯迅的原文，你就可以看到：魯迅講的是一個窮青年得了富家翁的一所大宅子，魯迅叫你不要問它的來歷，而只要問對它的三種情況的態度，也就是應該怎么辦？注意：魯迅在這里說，且不問這個窮青年是“騙來的，搶來的”，或者是“繼承的”“換來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來”！其實，既是“窮青年”，又何來“大宅子”“繼承”？“繼承”只占魯迅“且不問”的四種可能性中的一種，為什么會有一些人（自然不是一般的人）硬是情有獨鐘，舍三取一，抓住一點，不及其余，窮究不舍呢？況且魯迅明明要我們“且不問”，可我們為什么有些人卻偏要向“牛角尖”“問”到底呢？其實在這里，窮人顯然不是富翁財產的縱向繼承者。在這里，窮人與富翁的關系，窮人與富翁在“大宅子”中的關系，恰恰是橫向的窮富關系，就像當今世界上窮國與富國在先進發達的物質、文化、科學、技術中的關系，并不是什么“古今、縱向、繼承”的關系一樣，不是富人變成窮人，窮人繼承富人，不是富國變成窮國，窮國繼承富國。明確了這一點，那些竟歸過于魯迅而畫地為牢穿鑿附會的論調就會不攻自破，我們就會明白魯迅為什么舉窮人與富翁圍繞“大宅子”的關系來設喻的道理了。明確了這一點，我們就會嘆服魯迅“大宅子”的比喻是何等的形象貼切，恰到好處，何等地具有點睛之力，點睛之美，也就會明白魯迅的“拿來主義”對于我們今天強調發展中的國家要善于學習和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面這一立論具有多么深刻的現實意義了。
曲解之五：主要是闡明文化問題。新版的《教學用書》就明白地提示“大宅子比喻文化”，指出《拿來主義》所要闡明的就是對待文化的態度。（書中所收錄的徐中玉的文章則更是把它縮小到只是討論文學問題，把“文化”壓縮到“文學”）這種“文化”主旨論幾十年來始終在中學語文教學中居于指導和主導地位，但只要看一看《拿來主義》的寫作背景和論述內容，就不難認清這顯然是對《拿來主義》主旨的貶低和縮小。我們知道：20世紀3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白色恐怖盛行，文網嚴密，“禁談國事”的國民黨當局的檢察官對報刊的每一篇進步和革命的文章都在進行“明誅暗殺”，迫使勇而有謀的魯迅的許多文章不得不采取“障眼法”，使用曲筆，“避實就虛，顧彼忌此”，不能直白，所以我們不要忽視魯迅在《拿來主義》中諸如奚落、反語、揶揄、諷刺等等筆法的運用，不要把《拿來主義》文章中“碰了一串釘子”之后“別的且不說罷”這類把當局賣國的事實藏于“別的”詞中的隱語輕易忽略去而不再深究它所隱含的深意。仔細琢磨魯迅在文中的用筆，讀者不難感觸到作者有時是顧左右而言他，在指桑罵槐，其中還包裹著聲西（送去歐蘇）而擊東（送給日寇）的立意，別有一番“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滋味。魯迅文中雖有“單是學藝上的東西”這種意在給檢查官造成錯覺的話，造成似乎“此文與時局無關”的假象，但只要你細看一下就會讀懂它談的正是“時局”，而并非“單是”說的“學藝”。因為文中說到的內容，并非“單是學藝上的東西”，而是至少可以依次開列如下：槍炮、中國的大門、地下的煤、殘羹冷炙、鴉片、廢槍炮、香粉、日貨、洋貨、魚翅、煙槍煙燈、姨太太，等等。難道這些都只是“文化”嗎？當然不是，而且可以說都關乎國計民生乃至民族存亡。顯而易見，《拿來主義》所論述的，魯迅提倡的“拿來主義”所要拿來的，雖然包括“文化”方面的東西，但同樣也包括政治、軍事、經濟、科學、技術、法律制度、生活方式，等等。當然是批判地有選擇地為我所用，使之既是屬于世界先進的東西，又是符合中國實際的東西。如果像一些“權威”們所詮釋的：魯迅的“拿來主義”所要拿來的只是“文化”，包括中外的“文化”，或者像有些人原來說的只是中國古代的“文化”，后來又轉而說是外國（或者說“外來”）的“文化”，云云，如此這般，魯迅《拿來主義》的題旨真諦就被他們人為地活活地閹割了，凌遲了，“拿來主義”的思想高度也就被他們這樣斯斯文文地給大大地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