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 教學設計
解放之后，我去看過上海的曹楊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去看過工人醫院。看到這些，不知別人是什么感覺，我卻總會很自然地聯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來就會使軟心腸的人流眼淚。什么面黃肌瘦、骨瘦如柴這些話，都是不能形容她們的真實情況的。沒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腳氣病、皮膚病。這些包身工的兩只腳已經腫得像碗口一樣粗了，還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機器旁邊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參觀了一處女工宿舍，看到她們床邊有書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們感到了幸福。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觀察的時候，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那種難聞的臭氣。那時正是上海的五月黃梅天季節，包身工們是成年累月不可能洗澡、洗頭和換衣服的，請你們設想一下，這是一種什么滋味！
我寫那篇《包身工》是在1935年（發表在1936年春），離現在已經二十四年了，這樣計算一下，對現在的青年工人來說，大概這些已經是“歷史上的陳跡”了。在那個悲慘的時代，今天的青年們還沒有出世。人吃人的社會，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工人給資本家當牛馬、當蟲豸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可是我們得記住：為趕走帝國主義，為推翻這個人吃人的社會制度，我們的先人曾付出了無數的生命、血汗和眼淚。幸福，不是無代價可以得來的。為了今天的幸福，為了更幸福的將來，愛黨、愛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新中國貢獻出自己的力量，應該是我們青年一代的責任。
（選自《中國工人》1959年第6期）
二、夏衍報告文學漫議（張寶華）
夏衍的報告文學，數量不可謂多，質量也并不均衡，但它對中國報告文學的發展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光明》創刊號的社評曾指出：“《包身工》可稱在中國的報告文學上開創了新的記錄。”這“新的記錄”自然不是數字的突破，而是質的變化。《包身工》是真正意義上的報告文學，它比較充分、完美地體現出報告文學的屬性特色，它既縮短了報告文學與小說的距離，又在報告文學與小說之間劃出了嚴格的界限。
夏衍的報告文學縮短了和小說的距離，并不是說他的報告文學已經小說化了，而是說他的報告文學強化了文學色彩。他運用了小說、散文乃至戲劇、電影一些富有表現力的藝術手法，使其具有了文學的形象性、生動性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突出人的主體地位，著重描寫、刻畫富有一定典型意義的人物。“文學是人學”，特別是敘事性文學，是離不開人物的描寫和刻畫的，塑造典型人物是這類作品的中心課題。報告文學既然是文學家族的一員，它也應毫不例外地把人物刻畫擺在主體地位。報告文學脫胎于新聞紀實，因而在其興起的初期，多以報告事件為中心，其文學性主要表現在藝術技巧和文學語言的運用上。夏衍的報告文學擴展了人物描寫和刻畫的范圍，而且著意通過富有典型意義的人物來揭示某些事物的本質，使報告文學開始由以事作為中心向以人物為中心的轉變。例如《包身工》，雖然它還帶有濃重的新聞紀實色彩，但由于作者著重刻畫了蘆柴棒、小福子和不知姓名的小姑娘這三個人物，就極大地增強了作品的文學性。特別是通過對蘆柴棒燒火做飯、被逼帶病出工及下工搜身的三次細膩的描寫，相當具體、形象地揭露了包身工制度的罪惡。蘆柴棒這一人物形象，也和其他成功的典型一樣，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