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包弟》教案

　　五月　10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點名批判巴金。
　　九月　18日，被“紅衛兵”帶到復旦大學，關在學生宿舍六號樓近一個月。26日開批判會。
　　十月　“造反派”在上海作協舊址批斗前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石西民，被拉去陪斗。
　　本年，上海市紅代(籌)批判文藝黑線聯絡站、上海市文藝界批判文藝黑線聯絡站等，先后編印多種巴金批判專輯。

3.   巴金自白——我在文革中

我十幾歲的時候，讀過一部林琴南翻譯的英國小說，可能就是（十字軍英雄記）吧，書中有一句話，我一直忘記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憐；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話是一位公主向一個武士說的，當時是出于誤會，武士也并不是真的奴隸，無論在身或者在心。最后好像是"有情人終成眷屬"。

使我感到興趣的并不是這個結局。但是我也萬想不到小說中一句話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寫照。經過那10 年的磨煉，我才懂得"奴隸"這個字眼的意義。在悔恨難堪的時候，我常常想起那一句名言，我用它來跟我當時的處境對照，我看自己比任何時候更清楚，奴隸，過去我總以為自己同這個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10 年的奴隸！這10 年的奴隸生活也是十分復雜的。我們寫小說的人愛說，有生活跟沒有生活大不相同,這倒是真話。從前我對"奴在身者"和"奴在心者"這兩個詞組的理解始終停留在字面上。例如我寫《 家》 的時候，寫老黃媽對覺慧談話，禱告死去的太太保佑這位少爺，我心想這大概就是"奴在心者"；又如我寫鳴鳳跟覺慧談話，覺慧說要同她結婚，鳴鳳說不行，太太不會答應，她愿做丫頭伺候他一輩子。我想這也就是"奴在心者"吧。在‘'文革"期間我受批斗的時候.我的罪名之一就是"歪曲了勞動人民的形象"。有人舉出了老黃媽和鳴鳳為例，說她們應當站起來造反，我卻把她們寫成向"階級敵人"低頭效忠的奴隸。過去我也常常翻閱、修改自己的作品，對鳴鳳和黃媽這兩個人物的描寫不曾看出什么大的問題。忽然聽到這樣的批判，覺得問題很嚴重，而且當時只是往牛角尖里鉆，完全跟著"造反派"的邏輯繞圈子。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長大的，受到舊社會、舊家庭各式各樣的教育，接觸了那么多的舊社會、舊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覺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覺得自己有罪。說我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我承認；說我寫《 激流》 是在為地主階級樹碑立傳，我也承認；1970 年我們在農村"三秋"勞動，我給揪到田頭，同當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頭認罪，我想我一直到23年都是靠老家養活，吃飯的錢都是農民的血汗，挨批挨斗有什么不可以！但是1970 年的我和1967 、l968 年的我已經不相同了。1966 年9 月以后在"造反派的"引導和威脅之下（或者說用鞭子引導之下），我完全用別人的腦子思考，別人大吼"打倒巴金！" ，我也高舉右手響應。這個舉動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不大好理解。但當時我并不是做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讓人徹底打倒，以便從頭做起，重新做人。我還有通過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決心。我甚至因為"造反派"不"諒解"我這番用心而感到苦惱。我暗暗對自己說："他們不相信你，不要緊，你必須經得住考驗"。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寫"思想匯報"，我當時身心十分疲倦，很想休息。但聽說要馬上交卷，就打起情神，認真匯報自己的思想，總是承認批判的發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那一段時期，我就是只按照"造反派"經常高呼的口號和反復宜傳的"真理"思考的。我再也沒有自己的思想。倘使追問下去，我只能回答說：只求給我一條生路。1969 年后我漸漸地發現"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們自己并不相信，他們口里所講的并不是他們心里所想的。最奇怪的是1969 年5 月23 日學習毛主席的《 講話》 ，我寫了"思想匯報"。我們那個班組的頭頭大加表揚，把"匯報"掛出來，加上按語說我有認罪服罪、向人民靠攏的誠意。但是過兩三天上面講了什么話，他們又把我揪出來批斗，說我假意認罪、騙取同情。誰真誰假，我開始明白了。我仍然按時寫'‘思想匯報"，引用"最高指示"痛罵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進行大轉彎。我又有了新的發現：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