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狗包弟》教案

以群死了，對羅蓀的批判照常進行。機關的革命派動員我寫揭發羅蓀的材料，創作組的頭頭也要我寫揭發孔和別人的大字報。我不會編造，只能寫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革命派不滿意，壓力越來越大，攻擊我的大字報漸漸地多了起來。作家中王西彥是最先給"拋"出來的。他自己后來說："我一覺醒來，才知道已經給市長點了名成了。"吳強和魏金枝先后被趕出創作組，師陀接著也靠了邊。我還在掙扎，有一天上午我去機關，創作組只到了柯靈、白危和我三個，有人告訴我們，別人都有事，要我們到資料室找個地方自學。以后我們三個人，就脫離了創作組在資料室二樓自學。說是自學，也無非寫點交待檢查罷了。形勢越來越緊，我也看得出來對我的包圍圈越來越縮小，但是我還在安慰自己：組織上對待我跟對待師陀他們還是有區別的。他們學習的地方在食堂，每天還得做點輕微的勞動。但是過了幾天柯靈就給電影廠揪走了。只有白危和我還在資料室學習。到9 月初有人（一位工人作家）來通知我，說我態度不老實，革命群眾要對我采取行動，于是開始了第一次的抄家，這次抄家從上午抄到下午，連吃中飯的時間在內，大約有六七個小時（來抄家的革命派也在我們家吃飯，飯菜由里委會送來）。后來聽人說這次抄家還是保護性的抄家，上面叫多帶些封條來。原來還有所謂"毀滅性的抄家"，就是將你家里一切壇壇罐罐全部砸光，或者叫你掃地出門。我們機關害怕外面有人"乘火打劫"、或者搞'‘毀滅性的抄家"，便先動手將我的書櫥全部貼上封條，把重要的東西完全帶走。臨走時革命派還貼了一張揭發我的罪行的大字報在我家門廊的入口處，一位頭頭威脅地對我說："你再不老實交待，我們就把大宇報貼到大門口，看你以后怎樣過日子！"他的意思我很明白，在我的大門口貼上這樣一張大字報，過路人都可以進來為所欲為了。我想這一天遲早總會到來的。我對自己不再存什么希望了。

然而我還是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我好像已經落水，還想抓住一塊希望的木板游到岸邊。其實不需要多久我就同孔羅蓀、王西彥、吳強、師陀、魏金枝在一起學習，在一起勞動.在一起批斗了，不但跟他們沒有區別，而且我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有一個時期白天在機關，我一天幾次給外地串連的學生叫出去當眾自報"罪行"；晚上還要應付一批接一批的在附近的中學生，懇求他們不要撕掉書櫥上貼的封條，拿走書或別的東西。有一個時期，我給揪到工廠、農村、學校去游斗，又有一個時期我被帶到五七干校去勞動。我和無數的知識分子一樣在"牛棚"里待了若干年，最后讓"四人幫"的6 個爪牙用他們的名義給我戴上無形的帽子。這就是文件上所謂"打翻在地，踏上一腳，永世不得翻身"吧。要不是突然出現了奇跡，一夜之間以'‘旗手"為首的幫伙們全給抓起來。關進牢房，我就真會永遠不見天日了。我不是寫小說，也不是寫回憶錄，并不想在這里多寫詳情細節。那10 年中間每個人都有寫不完的慘痛的經歷。說慘痛太尋常了，那真是有中國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鍋以及種種非人類所能忍受的'‘觸皮肉"和"觸靈魂"的侮辱和折磨，因為受不了它們多少人死去。想起另外兩位在"文革"中逝世的好友陳同生和金仲華，我今天還感到痛心。我1966 年開過亞非作家會議回到上海還和他們幾次交談，他們給過我安慰和鼓勵。在同一個城市，他們的家離我住處很近，可是我不知道他們死亡的日期。金仲華孤寂地吊死在書房里，住在樓下的8 旬老母只聽見凳子倒下的響聲。陳同生據說伏在煤氣灶上死去，因此斷定他‘自盡身亡"。可是他在隔離審查期間怎么能去開煤氣灶？而且他死前不久還寫信告訴熟人說明自己絕不自殺。過了18 年，連這件事情也查不清楚，連這個問題也得不到解決，說是為死者平反昭雪，難道不就是讓亡靈含恨九泉？！萬幸我總算熬過來了。我也曾想到死亡，我也曾感到日子難過，然而在人世間我留戀很多，許多人和事吸引了我的感情。我決定要盡可能地活下去，不能說是爭取徹底改造自己，"脫胎換骨，重新作人"，過去我的說法有些夸張，我從小就不喜歡形式主義，我舉手高呼'‘萬萬歲！"也不過是在保護自己。我們口口聲聲說是為"新社會"，可是這"新社會"越來越不被我們理解，越來越顯得可怕，朋友們一個接一個比我先掉進黑暗的深淵，比我小13 歲的蕭珊患癌癥得不到及時治療含著淚跟我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