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傳》教案

   〔8〕“走到出版界”高長虹在他主編的《狂飆》周刊上陸續發表的批評文字的總題，
后印有單行本，上海泰東圖書局發行。〔9〕“綏惠略夫”俄國作家阿爾志跋綏夫的小說
《工人綏惠略夫》中的人物，一個無政府主義者。高長虹在《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
圖》內以綏惠略夫自比，說他初訪魯迅的情形，使他“想像到亞拉籍夫與綏惠略夫會面時情
形之仿佛”（亞拉籍夫也是《工人綏惠略夫》中的人物）。
   〔10〕“會逢其適”語見《文中子•中說•周公》，原是“會當其意有所適”的意
思。章士釗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一號（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八日）發表的《毀法辨》中錯
誤地把它當作“適逢其會”來用。作者在這里順筆給予諷刺。
   〔11〕何作霖廣東東莞人，北京大學畢業。當時任《晨報》編輯。
   〔12〕grotesk德語，意思是古怪的、荒誕的。〔13〕包龍圖即包拯（99
9—1062），宋代安徽合肥人，曾官龍圖閣直學士。舊日民間關于他的傳說很多；在
《三俠五義》等小說或戲劇中，都有他用鍘刀鍘人的故事。
   〔14〕指敬隱漁譯的法文本和梁社乾譯的英文本。法文譯本發表在羅曼•羅蘭主編的
《歐羅巴》月刊第四十一、四十二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六月十五日）；《序》被刪
去，其余各章均有節略。英文譯本一九二六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走出《阿q正傳》研究的怪圈
吳禮明
   一、對《阿q正傳》一些社會學解釋的批評
有些社會學方法對于作品內容的理解，時常十分驚人。如周作人周遐壽氏的《魯迅小說中的人物》里有較多的對于人物過于泥實的甚至是附會的解釋，在為《阿q正傳》所作的“導讀”里，（豐子愷繪本、何滿子導讀《阿q正傳》，上海書店出版社，XX年1月）何滿子的解說使作品每一句簡直皆可作社會政治、思想及倫理式的闡釋。如此一來，文學搖身一變，似乎就成了社會剖析的論文了。而魯迅好像也有過類似的表述，他說：“就是我的小說也是論文，我不過采用了短篇小說的體裁罷了。”（馮雪峰《回憶魯迅•魯迅先生計劃而未完成的著作》，轉引自王獻永《魯迅雜文藝術論》，知識出版社，1986年9 月）那么，作品個性上的東西還有多少呢？這也許是當時文學提倡“寫人生”，為社會、為人生的結果。而按照接受美學的觀點，一部作品并不純然地屬于作者，所以解釋一部文學作品如果不重回它的文學之道，現在看來，那就是失其根性了。
最突出的問題是阿q形象的復雜性。我們看早期的如《晨報副刊》等對這部作品所作的批評，大都是一般閱讀的受眾效應代替了對作品文本的分析。而這種效應又是局部的、不系統的、甚至是支離破碎的表達對于作品的意見，其釋閱的連貫性與準確性就值得相當的懷疑了。如成仿吾在《創造季刊》二卷二號的《<吶喊>的評論》中說“《阿q正傳》為淺薄的紀實傳記”，而且“結構極壞”。1924年4月3日，《晨報副刊》馮文炳的《吶喊》一文則讀出了“魯迅君的刺笑在筆鋒隨在可以碰見……至于阿q，更是使人笑得不亦樂乎。”另一評論家張定璜在《魯迅先生》中說：“作家的看法帶點病態，所以他看的人生也帶點病態，其實實在的人生并不如此。”《阿q正傳》在《晨報副刊》陸續刊出時，就已引起了不小的騷動，1926年8月21日《現代評論》第四卷9期涵廬在《閑話》中說：“有許多人都栗栗危懼，恐怕以后要罵到他的頭上……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所罵的，都以為就是他的隱私。”（轉引自何滿子《導讀》）而且，大多批評家所作的“泛阿q主義”的解說，也給作品的解讀帶來相當大的麻煩。如人教社教參第五冊上就認為“阿q主義”是一個集合體，如國民思想劣根性的典型，從統治階級身上移植來的落后性，農民自身的落后性等。（199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