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傳》教案

而在魯迅，尤其精化了“冷嘲”的風格，（1922年3月19日《晨報副刊•<阿q正傳>》中周作人把小說定性為“冷嘲”）常常于冷峻之中給人以“寒噤”的措手不及。對于這種風格形成的具體原因，美國的夏洛安在《魯迅作品的黑暗面》中說，僅僅把魯迅看著一個吹響黎明號角的天使，就會失去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其深刻而帶病態的人物。他確實吹響了號角，但他的音樂辛酸而嘲諷，表示著失望和希望，混合著天堂和地獄的音響。夏洛安認為，“黑暗的閘門”所象征的魯迅抗擊的黑暗，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國傳統的文學和文化，另一方面是作者憂煩的內心……傳說中英雄被壓死這個典故本身就暗示著魯迅意識到自己對黑暗無能為力而自愿接受犧牲，正是這種意識賦予魯迅作品以那種標志著他天才的悲哀。”因此，“魯迅作品里的希望與靈感時常與陰暗并存，看來魯迅是一個善于描寫死的丑惡的能手……喪儀，墳墓，死刑，特別四殺頭，還有病痛，這些題目都吸引著他創造性想象，在他的作品中反復出現，各種形式死亡的陰影爬滿他的著作。” 夏洛安還說：“魯迅體現著新與舊的沖突，同時也體現著另一些超越歷史的更深刻的沖突。”但魯迅“太熱中于擺脫這類夢境的掙扎了，”尤其是“魯迅是處于一個艱難的時代，他個人敏銳的感覺并未被他中國的追隨者和解釋者所充分賞識。”“在白話雜文的發展中，要靠機智，要靠仇恨和輕蔑的詞匯……”（轉引自《病態天才的毀滅——夏洛安的魯迅觀》，房向東《魯迅：最受污蔑的人》，上海書店出版社，XX年5月）在解釋“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近代以來側身于先知先覺行列中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方面是充滿了愛國主義熱情，同時另一方面卻又對自己民族文化的傳統采取極為鄙視的態度”時，何兆武認為，國粹與愛國并非一回事。國粹主義者往往并不愛國，愛國主義者又往往鄙視國粹。在更深層次上說，正是頑固派以舊文化傳統作為抗拒新思想的堡壘，才使得新文化的激進派對舊文化傳統發起了全面的攻擊。（《也談對<學衡>派的認識與評價》）當然這樣的一番背景也給閱讀作品帶來不小的麻煩甚至是負面作用。如《阿q正傳》因《晨報副刊》“開心話”所請而作，其“冷嘲”中的“油滑”與“影射”的筆調好像也很合商業炒作的味道。因而作品一出，便陷入了種種懷疑與猜測之中，成為攻擊與爭斗的目標，這與《藥》等作品的嚴肅主題不同。
    這樣問題就出現了。阿q身上究竟有多少屬于小說人物自身的東西？在文學個性上，是不是附加的東西越多，就越能體現人物形象的容載與豐富性？把阿q說成是“高度凝聚化、高度概括化的精神典型”與文學所要求的具象之間有很大的差異。陳漱渝說：“魯迅生前多次反對把《阿q正傳》改編成話劇，認為改來改去只剩下了滑稽。”（冉茂金《擊中要害的狙擊手出現了嗎？——訪魯迅博物館副館長陳漱渝》轉引自《新華文摘》，XX年11期）也可以作為一個證明。顯然，其雜文式的議論使人物的心理、思想與行為呈現極其龐雜的特性，使得阿 q很難于歸類，如劃歸雇農與流浪漢等都不甚切當。正因為阿q的形象與文學具象的要求之間相差很大，所以阿q的形象屢屢引發疑問，盡管有作者的回答，（見《〈阿q正傳〉的成因》，《且介亭雜文•寄〈戲〉周刊編者信》）仍舊是相當的模糊的。魯迅后來談小說創作時歸因于寫作取材本身的龐雜和寫作的難以連貫上，他說：“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這樣的寫法有一種困難，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一氣寫下去，這人物就逐漸活起來，盡了他的任務……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放下許久之后再來寫，情景也會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來。”在1926年他所寫的《〈阿q正傳〉的成因》里也能見出他當時的創作是相當的“苦”，似乎很難“一氣寫下去”。但其時髦的“冷嘲”卻是一個惡的征兆，后來的《故事新編》之不甚耐讀似乎是不言而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