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傳》教案

    當然，形象塑造的背后仍有許多問題。諸如文明尺度的選擇，作品的傾向等都使作品呈現出復雜的層面。
三、作品“悖論”式的表述方式
    盡管如此，一般認為，魯迅這篇力作仍有不少有待深掘的地方。如采用漫畫式，以本質代替形象；它凸出所變特征，而有意造成不協調的效果；在不協調的形變中，讓人可見其創作的“裂痕”，（所謂“硬傷”）與作品能量的綻放。這也許就是古代高明的拳師所慣用的方法，先有意露出破綻，好引人上當，再予以狠命的打擊。比如我們如果要嘲笑那個“精神勝利法”，那么我們就會落入魯迅設下的“陷阱”，成了被嘲笑的對象，因為這是一個不能被嘲笑的對象；否則我們因為不懂他的用意，不明周作人為其評價時所下的“冷嘲”的含義，而露出我們不加思考而露出的自身的弱點。在作品中，強烈的對比，尖銳的沖突，都相當醒目地展示了極其復雜的矛盾性。而更多的則是其中的“悖論”式的矛盾沖突表現法，使得作品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多層次、因而是立體的豐富內涵。這在寫作思想上是一次突破。如在《狂人日記》中，只有當一個人“瘋”了的時候，他才有可能解讀一部真正的中國歷史，（所謂“吃人”的歷史）而此時他應對社會卻是無能為力的，反而面臨著被“吃”的命運。在《阿q正傳》中，阿q的“精神勝利法”的外表與內在的痛苦，阿q的“革命”與被“革命”，阿q的地位與其思想的深刻的復雜性……簡而言之，這不是一個邏輯上的混雜，而是深刻地反映了作品在思想內涵上所達到的不以作家的意志左右的深度與復雜性。那么，如何解釋這些“悖謬”的關系與現象呢？
帕斯卡說：“我們惟有調協了自身的一切對立性，才能形成一副美好的本質，而不調協這些對立的東西就無法追尋一系列相調協的品質，要了解一個作家的意義，就必須調諧好一切對立的章節。”（《片斷》684頁，轉引自《文學社會學方法論》84頁）在本作中，作品要描寫的對象與我們的直覺印象及其把握之間，作品中人物內在的情感與所描述的外在形象之間，以及作品所表現出來的冷嘲、憤懣、深寓、憐惜的感情與眾多讀者的膚淺、直露、游戲之間，都給人以強烈的觸動。正如“矛盾”辭格所說的“先以其異樣的不協調卻內容真實的字眼使人吃驚，后以其生動而微妙的潛隱描述，牽動讀者的感情。”（陳淑華《英語修辭與翻譯》<401頁>，北京郵電學院出版社，1990年）
例如“革命”，魯迅說，“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阿 q先前也無由的厭惡革命，而風潮興起使他感覺到革命對于他人生的有用性，他便熱切的向往起來了；并有“革命”的真實的理想與熱切的憧憬。問題是，阿q真的革命嗎？從經驗的情形看，真正的革命必在高度自動化、絕對服從的組織架構里隱藏“私我”地運作著，而阿q便相形見絀了。當然，無數的“革命”在勝利之后，為財富、權力、地位與嗜欲，又進行著慘烈的較量，又足足見出阿q自私的誠實來。
阿q確是“可笑”的，但也有著掩飾不住的可愛。如賭博輸錢后，站在人后面替人著急，閑人詢問他的光榮史也坦誠相吐而絲毫不加遮掩，賒欠不給在他是不曾發生的……也許魯迅對這樣的人物別有懷抱，如寫孔乙己等人，均不忘其善良的一面。并且，從人性角度看，他長期的受著壓迫而不得解脫；他生性麻木，“革命”而成了“革命”的犧牲品；他的活著雖有些“偷混”，卻大體上是依靠自己而生存，并沒有頑賴的惡習，他的被殺自然有著深廣的社會悲劇性。作品是在喜劇的外衣里包裹著一個悲劇性的事件，何滿子說：“阿q之死是用喜劇的形式包裹起來的中國無告群眾的深沉的悲劇。”（《導讀》）